日前，三星堆遺址最新考古成果對外發布，爲中華文明再添重彩。包括此次“上新”在內，過去一年多時間，有支紀錄片團隊三赴三星堆遺址，記錄下幾座祭祀坑在考古發掘中的不同景觀，見證古蜀文化開出的又一次“盲盒”。

這是來自上海廣播電視臺的《何以中國》攝製組。這部大型考古題材紀錄片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邀請考古學泰斗嚴文明擔任學術總顧問，立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的重大研究成果和最新發現，講述“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華文明創生的故事。

總導演幹超說：“許多年輕人爲三星堆的青銅器着迷，但考古絕不止於開文物的‘盲盒’，而是要‘透物見人’，見到文物背後的人與社會，及其演進歷程。”不同於世界其他遠古文明，獨立起源的中華文明能延續發展至今的內在脈絡是什麼？這個文明古國如此強的韌性和生命力是如何造就的？這些問題牽繫根脈、事關“何以中國”。上海拍攝這部紀錄片，就是爲了通過全國性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向世人描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和蜿蜒綺麗的脈絡。尤其當中國現代考古學已走過百年，今天的紀錄片工作者用影像來解讀“考古寫史”、探源中華文明，無疑具有非凡的時代意義——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

在考古中觀史，釐清萬年時空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流轉脈絡

《何以中國》項目一經披露，首先就面對一個大衆層面的疑問：與其他文物或歷史類紀錄片相比，它的獨特價值何在？

紀錄片攝製組的足跡裏蘊藏部分答案。自2021年初以來，這支團隊輾轉國內各遺址、博物館和考古現場，預計總拍攝點位超200處。其中，三星堆、二里頭、良渚等遺址更是留下了他們“二刷”“三刷”的身影。花大量時間反覆“回頭看”，因爲中國考古步履不停，研究成果時時更新。以此次三星堆出土編號文物最多的8號坑爲例，紀錄片團隊三次到訪，記錄下它重見天日的三種形態：仍在塵土掩埋下的未知；滿滿一層象牙鋪在青銅器上的原始埋藏狀態；象牙完成清理並掃描拍照後，一整坑青銅器的初露真容。而在良渚，他們既拍攝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等已爲大衆所知的考古發現，也追蹤古城營建之前早期良渚村落的考古發掘。

“我們記錄中國考古的珍貴時刻、重要發現，但它並非一部‘考古進行時’的紀錄片，而是以考古學爲立足，系統性地溯源中華文明。”幹超說，考古不僅是對物質形態文化遺存的挖掘，更是對其所承載的制度、思想、文明等非物質形態文化創造的闡釋。《何以中國》用八集、每集52分鐘體量所凝練的，即在考古中觀史，以考古資料展現出超越“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形成歷程，釐清萬年時空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流轉脈絡。

比如，距今6000年到5300年前，區域性文明在發展中形成了“滿天星斗”，同時又在相對獨立中開始交流互鑑的格局。其間，有一橫一縱兩條線在中國幾代考古人的發掘研究中清晰浮現，能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開端。“一橫”記錄了廟底溝彩陶文化從仰韶核心地區往東西向的傳播及影響，“一縱”追隨玉器跨越南北閃耀。仰韶的彩陶花紋被山東地區所借鑑，出現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而河南靈寶仰韶文化高等級墓葬裏也發現了來自東方文化傳統的大口缸；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器中，既有在玉鷹上雕刻了同山東彩陶一樣的八角星紋，也有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頗爲相似的玉人、玉龍。縱橫之間，無聲的器物訴說着最初中國文化各自獨立又相互交流、彼此借鑑的樣貌。

又如，當浙江良渚古城爲代表的長江下游、以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爲代表的長江中游，以及西遼河流域、黃河下游地區經千年發展後漸入衰落，中原地區則因廣泛吸收周圍文化的先進因素，成長爲一個兼收幷蓄的核心，文明強勢崛起。這段缺少文獻的史前史，同樣能從山西陶寺、陝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遺址與文物遺存中，找到更爲明顯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趨勢，找到中華民族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源頭。

凡此種種，足見早在文字之前，文明的起源隱藏於一件件文物、一處處遺址中；在社會政治體系構建與禮儀典章形成的歷史脈絡之外，文明的誕生與發展、文化的交融與傳承，都是歷史長卷中值得揣摩的精妙筆觸。

依憑考古，以《搖籃》《星斗》《古國》《擇中》《殷商》《家國》《天下》《秦漢》爲名，八集紀錄片在時間上跨越萬餘年，於新舊石器時代之交處起筆，從萬年前的定居社會、農業起源，到距今6000年左右區域文化加速向文明化發展，再到距今5000年前，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一些地區建立早期國家形態、進入文明階段。再以此爲起點，講述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地區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直到進入2000年前中國歷史上完成和深化多民族統一的秦漢時期。在空間跨度上，中國“千里江山”不同區域各具特色又相互交流融合最終抵達“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都將在片中一一呈現。

在考古中塑造“人”，揭示中國社會發展價值觀與中華民族文化基因

“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遠古先民創造的瑰麗文化和歷史遺產給予了我們深厚滋養，爲中華民族帶來更深層次的歷史支撐。而要讓大衆在艱深的考古中聆聽到遠古傳來的風信，傳唱文物故事、傳承文明之火，是擺在紀錄片創作者面前的難題。

幹超用“舉重若重”與“舉重若輕”來歸納《何以中國》的文化使命，既要經得起歷史學術的檢驗，也要面向年輕一代觀衆，與今天的生活建立連接。爲此，紀錄片團隊先“深入”，當了一年多的考古學學生。總顧問嚴文明，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北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重要遺址考古隊隊長組成的顧問天團，以及山東、浙江、河南、陝西、湖北、湖南等地的考古研究院掌門人，都被紀錄片人當作導師。大半年海綿般的“沉浸式”學習後，他們迴歸導演本行，將半年多當“學生”的經歷化作觀衆視角，“淺出”地講述故事，要讓觀衆在有血有肉的歷史中看見凝結於文明演進的個人情感和家國情懷。

“我們把中國想象成一個‘人’，從早先的文明演進中尋找中國的‘人格’。從搖籃到少年期，從對自身成長訴求到對於滿天星斗下的世界產生好奇，從交流位移到形成廣域性的國家。我們據此設計故事圖，用考古材料來展現一段生動的可解讀的中華文明成長曆程。”幹超說，《何以中國》嘗試用豐富的當代視聽語言建立一位真正的主人公——“中國”。

這位主人公或承載於中華先民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精神化身，或寄託於滿天星斗之下文化成長的自信開放格局，或映射於古國時代萬邦林立的英雄夢想；或如夏、商之間既有承繼又截然有別的時代色彩，抑或在禮樂制度文明的西周時代所形成的文質彬彬、恪守道德與秩序的人格。在考古中塑造“人”，長時間、跨地域地把中國作爲一個整體來研讀，能揭示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與中華民族日用不覺的文化基因。觀衆會從萬年的文明根脈中發現——先民曾躬耕和開拓的每一片文化的田野，都成爲今天“我”的養分來源；今天的中華民族就是站在“何以中國”的歷史之上，和萬年前遙相呼應。

比如，紀錄片團隊在浙江省博物館拍攝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雙鳥振翅向着太陽騰飛，這枚蝶形器代表着河姆渡人的自然觀念、審美觀念和藝術成就。後來，團隊在全國多處遺址中都拍攝到類似的意象。這不僅反映着農耕時期人們普遍的太陽崇拜，折射出中華先民們雖不知天體文明，卻從上古時便關注宇宙運行，也反映出跨地區人們觀念和信仰的傳播交流歷程。

又如在《天下》這一集，紀錄片從大量考古史實出發，拆解戰國時期“定於一”的思想以及“夷夏之辨”中“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理想秩序觀。2000多年前中國人天下觀的闡述，雖非歷史實況，卻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統一就是中華民族的共識，秦漢以降，對統一的延續、對長治久安國家的理想，始終是中國主流。

我們的文明和國家走過了怎樣的道路、孕育了怎樣的基因，又能爲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文化自信和智慧，是當代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我時常心有慼慼焉。考古是研究過去的學科，但其意義同樣在於理解今天我們所立足的文明體系，它指向未來。”幹超希望，《何以中國》能從中華文明探源中挖掘出考古遺址和文物遺存蘊含的中國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等，探索中華文明形成、發展、壯大的客觀規律和內生動力，用心去回答“我們是誰、從何而來、將往何處去”的終極問題。（記者 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