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虛此行每個普通人都是生活的主角-時尚-極速新聞-每日看看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這是《不虛此行》電影導演劉伽茵很喜歡的一句話。在這個故事裏，曹保平作爲監製，胡歌和吳磊再次聚首，他們和齊溪、白客共同去詮釋這個關於普通人生活的故事，去詮釋普通人生活中的“傾聽”。想作爲人活着，想作爲人死去，就像這部電影所表達的：每個普通人都應該得到尊重，每個普通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

看到胡歌的臉時，劉伽茵覺得，她終於見到了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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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善是個三十五歲的獨身男人，生活在北京。以前他是個失敗的編劇，後來以爲逝者寫悼詞爲生。他也是劉伽茵執導的電影《不虛此行》的男主角。這個人物，在劉伽茵的思想中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但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輪廓和一些姿態，看不見他的臉——直到電影開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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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它則是個漫長的過程，起點在1995年。那年是世界電影百年誕辰，央視做了一套專題片，那還是用摳像的時代，後景是電影畫面，孫道臨老師站在前景，按時間順序，從誕生，到各種流派、代表作、名導演……講了一遍簡明的世界電影史。那年劉伽茵還在上初中，每天午休時回家，就看這套專題片。她第一次看到了新現實主義、新浪潮，看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因爲爸爸媽媽喜歡看電影，劉伽茵從小也喜歡。《搖滾青年》《頑主》《第一滴血》……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好電影都是爸媽帶她去電影院看的。電影對她而言，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看專題片的時候，她被那些突然出現的電影片段和所探討的東西強烈地吸引了。

那是90年代中期，錄像帶的時代。專題片中出現的那些電影是不可能接觸到的。爸媽發現了劉伽茵的興趣，買了一些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書給她。就這樣，從文字而非影像，她開始接近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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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伽茵還記得當時讀到的那套《世界電影鑑賞辭典》。一套三本，紅色硬皮戴着護封，鄭雪來主編，撰稿人水準非常高。那是劉伽茵的啓蒙讀物之一。後來，她將它放到了《不虛此行》中，聞善也讀過它。

從初中到高中，電影抵擋住青春期的善變，逐漸成爲一件認真的事情。那時候，在圈外人的眼中，電影行業很神祕，從業人員很神祕，電影學院也很神祕，因爲神祕，所以很難考。但是要學電影，就只有這麼一個大學可以考。劉伽茵的學習很好，性格內向，本來老師建議她學歷史，但父母都還很支持她去考北電。於是就考。當時電影學院的文學系和導演系都是隔年招生，1999年輪到文學系招，劉伽茵在那一年考入了文學系電影劇作專業，學習寫劇本，主任教員是曹保平。

劉伽茵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長，但是，她不像大部分北京人那樣，有鮮明的方向感。上大學之前，北京對她而言是灰突突的一片，她是其中更小的一個深灰色的小點，只在家附近的一個極小的範圍內活動。考上電影學院，爸爸跟她說了一句：“電影學院在薊門橋的北邊。”——上大學，離開家，對她而言就是離開從小到大生活的區域跑到了薊門橋北。這離開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一秒鐘，這一秒鐘後，她瞬間獲得方向感，自此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辨別出東南西北。

在電影學院，劉伽茵一待就是十幾年。本科畢業讀碩士，然後留校任教。2005年，她自編自導自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作品《牛皮》，片子裏只有三個角色，父母和他們的女兒。實際上就是劉伽茵自己和爸媽的家庭生活。那是一部很極端的電影，具象又抽象，壓抑，焦慮。她說：“我對完美一類的事情不感興趣……我們無非是在表演我們的生活。”幾年後，她又拍了《牛皮2》，之後，是長久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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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劉伽茵搬到了北京的郊區。這裏什麼都是新的，很寬的馬路，嶄新的小區，綠化很好，基礎設施還沒跟上，有大片的空地，沒什麼人，很安靜，完全不像北京。她喜歡這裏不像北京。她是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從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記得，而且還有細節和溫度。但是對於北京，她沒有歸屬感。她覺得自己只是作爲一個成年人，選擇在這個城市待着、活着。偶爾，有一些稍縱即逝的瞬間，比如從學校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從北騎到南三十多公里，到長安街的某一段，有那麼五分鐘，不用看導航，路在輪下自己展開，帶來大量的安全感，她會短暫地感到自己是個北京人。“那幾分鐘裏，特別自在，感到我和這個城市之間很親密的關係。”但，也只是那短短的五分鐘而已。

她像是存在於城市的一個懸浮的人。聞善也是。他只是在這兒上學和留在這兒生活，他活在這兒，和這個故事裏面的很多人一樣。

聞善的故事浮現在2015年左右。當時不只有聞善，還有其他生活、工作在這座城市的人，但它沒有最終完成，以雛形的形式存在電腦硬盤中，也存在腦海裏。那時候，劉伽茵上下班路上的時間很長，她在地鐵上，北京的地下，從這座城市的北邊穿行到南邊。她抱着電腦看學生作業，寫劇本，想這個故事。之後，聞善出現了，故事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逐漸清晰。2019年底，劉伽茵真正動筆，開始作大綱和分場。後來疫情暴發，大半年的時間她在家裏，每天早起，喝咖啡，寫劇本，然後外出散步，跑步，回家洗澡，繼續喝咖啡，抽菸，寫劇本……開學了，也是上網課，作息差不多。

那一年劉伽茵40歲。《牛皮2》完成後，多年來，就像一片陰雲或噩夢，某種說不清楚但強烈的直覺壓在她的頭頂，有的時候來，有的時候走，有的時候大面積地來，然後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讓她清晰地意識到，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得做我該做的事情”。

曹保平說，劉伽茵是一個和他完全不一樣的導演。在這一次的拍攝現場，“她好像是在進行一個祕密拍攝，偷偷摸摸的，雖然我們是名正言順的一個良善的行爲”。整個劇組都似乎逐漸“聞善化”。

曹保平自己是個非常有掌控力的導演。“只要我說往河裏去，岸上就不能有人”他比劉伽茵年長，但經歷相近，也是電影學院留校任教，從編劇開始導演。他說：“我覺得沒有對錯，每個方法都是正確的方法，只要這個方法執行下去它就是。她既然能執行下去，她這樣的方式就讓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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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劉伽茵的時候，曹保平覺得她是一個特別努力，做事非常認真也非常較勁的學生。“我覺得最強烈的感覺和特點是她有自己在審美上想要表達的、堅持的東西。”

拍完《牛皮》以後，大概十年左右劉伽茵沒有拍片。這期間，曹保平跟她說過好多次，他覺得她的風格太獨特了，應該往下繼續。“迄今爲止，我也不知道她停下具體的原因。”曹保平說，“當然是因爲可能教學上她付出的精力比較多。但是我覺得可惜，就一直鼓勵她還是要拍。這句話我說了好多年。”

劉伽茵把曹保平當老師也當長輩。“也包括我父母，他們看我的一些事情比我自己要看得清楚。所有的這些，在瞭解和支持我的基礎上，也算是一個善意的壓力……他沒有直接表達出失望。我覺得更多可能是我自己對我自己失望吧。”

劉伽茵覺得自己可能是一個成長上不協調的人。

本科四年，劉伽茵的壓力很大，緊張、焦慮。當時家裏條件不好，對電影的熱愛又帶來了過多的使命感，使學習變得沉重。她非常認真地上課，非常認真地寫作業，花儘可能多的時間在學習上——後來就被曹保平認命爲班長。但是除了學習，她感覺自己什麼都沒做，並不想跟別人交流，也的確不需要交流。“因爲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有我要完成的事情，那是沒有退路的。”上到大二，她開始寫電視劇掙錢，只有很少的時間睡覺。直到現在，劉伽茵還是這樣的體質，每天可以只睡幾個小時依然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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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劉伽茵一直在家裏。內心的聲音響了起來：你丫趕緊的。之後，就有了《牛皮》。

再之後，就是考研、讀研，然後留校當老師。研究生階段，成長滯後的部分開始慢慢復甦，她纔有了和同學共同生活的感受。留校教書是她最滿意的選擇。“我是喜歡當老師的，我覺得若干個身份裏面，可能老師是我對自己最滿意的一個身份。這個部分我覺得帶給了我很多很多好的東西，樂趣、難度，很多事情是無意中在漫長的教學時間裏面明白的，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同理心。”但漫長而投入的教學工作給創作帶來了矛盾。那個聲音還在，但在她的頭腦裏，有些東西在一直打架。

2021年，劇本定稿。劉伽茵拿着劇本自己跑了跑，最後還是找到了曹保平。曹保平看完，第一感受就是長。“太長了。因爲我的劇本就夠長的，但是這把我的劇本都踩在下邊了，是我的劇本兩倍長。”曹保平說這要拍5個小時，肯定是不客觀的，“因爲我有非常強烈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是教訓”。但他認爲這個劇本有它的可行性和空間，於是開始推動。從曹保平第一次看到劇本到開機，不過經歷了半年時間。曹保平擔任這部電影的監製。

開拍的時候，劇本刪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但曹保平覺得依然很長。“但是因爲考慮到她這麼多年沒拍，我這次給她的容錯空間到30%甚至更多。”

最初看到劇本時，打動曹保平的還是故事本身。“每個東西總有多多少少打亮你眼睛的那一點。她寫了聞善和每個家庭的關係，以及每個家庭裏中國人的人情世故。聞善的抉擇，悼詞寫作這個職業，以及他們的角度，都有劉伽茵相對獨特的一面。這是我覺得這個片子最閃亮的原始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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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近幾年出現的類現實主義影片一樣，《不虛此行》討論的仍然是現實問題——普通人如何“找自己”？。因爲帶着劉伽茵自身的特質，它同時又是個寓言，是“嘗試性的現實主義”。“因爲我們其實只能觸到表皮。你穿透皮膚，疼，行了，就夠了。”曹保平說，“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還是比較難的。我們能在旮旯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東西，但是它永遠藏在陰暗的角落裏。”

曹保平告訴劉伽茵：“你最大限度地按你想象的去拍，不要顧及其他的東西。”90%甚至更多的時間，他都在現場，但他不會給劉伽茵任何具體的要求，只會在她選定的方向上提出建議。“我覺得我這個監製不是背書，不把我的審美意志，或者說商業意志加進一部作品裏。有一種監製是給予一個新人最大的表達空間，它和我自己審美上，電影方向上，都沒有一毛錢關係，但是我的權重可以保證新人百分之百去完成他要的東西——這不是一個更好的監製嗎？”

《不虛此行》的拍攝一共進行了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有過很多艱難的時刻和巨大的壓力，然後，拍攝完成了。之後是剪輯，劉伽茵在她家裏每天與同事一起工作，同事以前是她的學生，這次特地回來幫她。

劉伽茵又回到了喝咖啡、跑步、工作……無限循環的作息。她並不像曹保平描述的那麼“偷偷摸摸”，拍攝中，她有過六七次大發雷霆。只是，按她自己的描述，她的情緒很少，“大概只有五種”。影片接近完成，她的情緒是“平靜”。“它讓我平靜，讓我能夠感覺到自己的位置。不是滿足。”

從開始討論到拍攝，一直到現在的剪輯，劉伽茵一直用“聞善”稱呼她的主演胡歌。胡歌和她都覺得很自然，本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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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不，聞善，與劉伽茵討論過很多次，聞善是否真實存在？劉伽茵實話實說：“我在生活中不認識這樣的人，更不可能做過什麼採訪，我之所以去寫不是因爲我看了什麼新聞或者怎樣，他就是在心裏……那個人其實就是我，是理想化的自己。雖然那個人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並不理想，但是對我來說是的。”

到了拍攝時，在劇照中，聞善與劉伽茵呈現出一種奇異的同頻，一個高大，一個瘦小，但都微微駝背，低着頭，臉上曖昧不清，有點呆滯，也有點感悟的樣子，有時候咧開嘴笑，要麼揹着手站着，要麼蹲着，表情和身姿都出奇的一致。

劉伽茵說聞善身上最好的地方是“自卑”。“我覺得自卑是一個非常好的品格。它能夠讓你腳踏實地，它能夠讓你總是被誤解而沒有機會誤解別人。聞善不會誤解別人，他會留有餘地，但是他始終被倉促地、粗糙地誤解。同時他能夠接受所有的對待，這造就了他現在的生活——當你有自卑這樣的好品質的時候，你就能看得清、聽得清，你不會高擡自己，你很少覺得有什麼東西是你應得的。”

電影中的聞善自始至終在替別人、替逝者找自己。在這樣的創作中，他建立了短暫但深刻的關係去放置自己綿長的情感，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是劉伽茵那個更理想的自己。劉伽茵說，聞善很溫和。“他比我要溫和。他的工作完成之後，投入的情感並不一定能夠戛然而止，但工作結束了就是結束了，他不再有一個位置繼續維持和他人的聯繫。所以對於聞善來說，需要他不斷去學習。他應該也沒有學得太好，但是他還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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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虛此行》的寓言性正在這裏，關係的短暫脆弱與情感的綿長，在這樣一個極端的故事中，人類亙古的孤獨得以被討論。“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這是劉伽茵很喜歡的一句話。“大家其實都在說，都在表達……但很少有人願意去聽。”

劉伽茵說她沒有表達欲。“我沒有要說話的慾望，我也沒有存在的慾望，我的生活不需要這些。這些同時也提供了更多誤解我的機會。”而拍電影，就是她的表達。《不虛此行》的形式是現實主義，但所表達的東西是理想主義的。這表達幾乎一定要被誤解、曲解，或承接各種各樣的評判乃至誤讀。劉伽茵說，沒有關係。“我是這樣的人，我用這樣的方式生活和工作，我就得接受被誤解。我覺得一個作品，即便是一個認真的作品，它也肯定會被誤解，這沒有那麼重要。”

電影拍完後，聞善，不，胡歌，告訴劉伽茵，他覺得不用再去想“聞善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了。他說，其實不用去想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你是不是希望這個世界上，這個城市裏，有一個像聞善這樣的人。”

這是聞善與劉伽茵，劉伽茵與胡歌，直至他們自己與自己的共識，一種非常難得的默契與信任。“我覺得這是最美好的事情。它是求不來的，但我就是碰上了，他也碰上了，所以會覺得非常美好，也很圓滿，我很少有這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