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王雯雯 環球時報駐香港特派記者 馮學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5月30日在香港舉行，中國、塞爾維亞、肯尼亞等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爲創始成員國。《環球時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來自中國香港、塞爾維亞、肯尼亞和阿根廷的調解員、前外交官、媒體人士和學者，他們一致認爲，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填補了全球治理在國際爭端調解領域的空白，回應了國際社會對更高效、合理、獨立的爭端解決機構的需求。與此同時，國際調解院的成立爲全球治理貢獻了智慧，有望爲實現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提供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

“中國在構建更民主的世界秩序中發揮引領作用”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平等世界論壇主席日瓦丁·約萬諾維奇曾於1998年至2000年擔任南聯盟外交部長，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某些西方大國對二戰後建立的全球法律體系持質疑、忽視甚至公然違反的態度，令人感到不安、無法接受，昔日的南斯拉夫和現在的塞爾維亞正是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當前國際環境下，需要建立更高效、合理、獨立的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回應了這一現實需求。

“與此同時，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再次彰顯了中國在構建更民主的新世界秩序方面發揮的引領作用。”約萬諾維奇表示，“作爲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伙伴，在支持和參與設立國際調解院方面，塞爾維亞既有更大的責任，也將擁有更多機遇。”

肯尼亞資深媒體人喬伊斯·欽比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非洲長期對現有世界秩序感到不滿，準確地說，是對由西方建立的、無視非洲國家及其文化敏感性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感到不滿。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帶來的痛苦歷史也在非洲民衆心中種下不信任的種子，使得非洲難以真正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他接着說：“在33個創始成員國中，超過10個國家來自非洲，其中包括肯尼亞，這不足爲奇。國際調解院的成立讓非洲國家看到了一個平等的、用於對話協商的建設性平臺，人們對其能夠努力結束持續的武裝衝突抱有期望。”

欽比補充道，儘管聯合國已經建立了各種爭端解決機制，但其中並不包括一個政府間調解組織，“中國意識到國際衝突解決機制中這一關鍵的缺失環節，並通過成立國際調解院作出回應”。他說：“這個史無前例的調解機構得到廣泛支持，被認爲是實現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的最現實途徑。”

阿根廷學者瑪麗亞·何塞·哈羅·希爾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國際秩序缺乏通過平等對話解決爭端的有效機制。儘管海牙國際法庭等機構可以提供裁決，但執行力度參差不齊。成立國際調解院填補了全球治理的一大空白，對於推動公平解決衝突、維護國際法權威、加強多邊合作也至關重要。

香港是促進全球對話的“理想之地”

國際調解院的總部設在香港，其對於香港打造全球“調解之都”所發揮的作用同樣受到關注。《環球時報》駐香港特派記者注意到，在5月30日的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現場，每位嘉賓的座位上都擺放了一個藍色紙袋，裏面有一棟西式古典建築的3D立體摺紙，白色的大樓上印着黑色的“國際調解院”中英文字符，簡約大氣，典雅莊重。

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的國際調解院總部大樓，由1932年建成的歷史建築舊灣仔警署大樓改建而成，距香港會展中心步行不到10分鐘。《環球時報》記者6月5日在現場看到，大樓外牆已粉刷一新，唯有銘牌處尚被遮擋。各出入口被鐵欄與水馬封住，內部裝修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香港特區政府最近表示，正在全力推進大樓的翻新工程，最快今年年底正式啓用。

雖然記者沒能有機會進入大樓內部，但根據特區政府此前發佈的報告，改建工程將盡量保存該歷史建築的特色元素，如外部的拱廊，內部的木門窗、壁爐以及外圍的圓形炮塔等。在地面層將增設安檢區域、接待處、展覽區和紀念品店、會議室，樓上三層增設調解設施、會議室、圖書館、辦公室等。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是香港仲裁師協會認證的調解員之一。他認爲，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特區是一項意義深遠的決策，充分利用了香港作爲國際樞紐的獨特優勢。他分析稱，香港成熟的法律體系、自由開放的經濟環境以及廣泛的國際聯繫，爲國際調解活動提供了理想平臺。

馬恩國認爲，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特區享有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這意味着香港既能借助本地法律的靈活性，又能保持穩定性，還能使國際調解院成爲真正中立的平臺，減少地緣政治猜忌、促進更廣泛的參與、增強各方對調解結果的信任。此外，香港還是全球替代性爭議解決領域的領先者，擁有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等機構以及精通跨境商業、海事和投資爭端的資深調解員。

阿根廷學者希爾表示，中國香港是連接亞洲與西方世界的橋樑，依靠長期積累起來的國際商業傳統和法律專業底蘊，香港特區成爲促進全球對話與爭端解決的理想之地。香港的靈活性、開放性和國際化視野，使其適合承載多邊倡議。她同時稱，爲了有效履行這一角色，香港必須保持中立立場，抵禦全球權力不對稱帶來的壓力，確保與多元國際行爲體的均衡、公平互動。

“中國用實際行動證明，調解有許多優點”

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局勢中，爲何調解的作用變得愈發重要？在回答《環球時報》記者的這一問題時，非洲記者欽比給出一個數字：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至少有120場正在持續中的武裝衝突，如今的武裝衝突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多，人們爲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他說：“國際調解院尋求將對話置於暴力之上。幾十年的流血事件表明，世界和平與安全不會通過武器和軍備來實現，而是要通過調解達成和平協議。”

在馬恩國看來，大國競爭加劇導致聯合國安理會等機構陷入“癱瘓”，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阻礙了集體行動的推進。解決爭端的關鍵在於對話，但由於對抗方缺乏互信且存在利益衝突，直接談判鮮少發生，促成談判的努力也往往無果。國際調解院通過規範、有序且公正的調解機制，提供了一個爲各方所信任的中立媒介，充當“中間人”推動達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在交談中，所有采訪對象都對國際調解院的發展前景表示期待，認爲其可以爲全球治理貢獻智慧。希爾認爲，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創建一個值得世界信任的調解體系，可以爲持續存在的衝突提供切實、公平的解決方案。她也強調，該組織如果要真正有效，必須避免複製一些傳統國際機構中權責的不對稱‌和‌規則適用的雙重標準，並堅持包容性、公正性以及對國際法作爲全球可持續和平基礎的承諾。 

在欽比看來，2023年，當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時，其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調解有許多優點，包括可以考慮到文化敏感性、包容性強、成本效益高、靈活方便等。他表示：“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一直以重視友誼、相互理解尊重以及和平共處而聞名，毫無疑問，國際調解院也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