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對全球衆多國家和地區濫施關稅以及中美經貿磋商備受關注，在美國政界和媒體上有人炒作“中國威脅”“中美對抗”的同時，美國經濟學家、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紐約市新學院大學客座教授理查德·D·沃爾夫（Richard D. Wolff）提出：“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學習中國，而不是對其成功視而不見。”
他分析了兩種經濟制度——美式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並在多個場合強調，中國之所以在面對貿易戰等情況時展現出超乎美方預期的韌性，根源在於其獨特的制度優勢。相比之下，美式資本主義對利潤的盲目追逐，正逐步削弱其國家能力。沃爾夫怎麼看美式資本主義？如何看待中國的制度優勢？
一、美式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困境：逐利至上
沃爾夫認爲，美國發動貿易戰並非偶然，而是其資本主義制度矛盾長期積累導致的“結構性反應”。他在視頻節目中指出，美式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逐利至上，其國內外政策幾乎完全圍繞資本利益展開。
他舉例說：美國企業爲追求更高利潤，將製造業大量外包給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問題在於，這種逐利行爲並沒有帶來美國國內的繁榮。這不是因爲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而是美國自己的資本在全球追逐成本窪地的自然結果。
類似邏輯也解釋了爲何美國沒有建成高鐵系統。那並不是因爲缺乏技術，而是因爲高鐵在短期內“不能賺錢”。在沃爾夫看來，美國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上長期缺位，原因並不是“無能”，而是“無利”。
“如果沒有利潤，這件事就不會發生——無論它對社會多麼有益。”
此外，他在文章中批評稱，美國政府已經“新自由主義式地退出了公共領域”，把醫療、教育、住房乃至疫情應對都交給市場機制，“這不是政府，而是企業統治”。
而這種企業統治也日益侵蝕了民主制度本身。例如，據華盛頓非營利研究機構“祕密公開”（Open Secrets）的數據，美國企業在政治遊說上的花費已遠超數百億美元，相關政策制定越來越被資本操控。
在沃爾夫看來，美式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政府越來越淪爲“資本利益的執行者”，而非社會利益的協調者。政府監管鬆綁，稅收政策向富人傾斜，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削弱工人地位——所有這些變化，推動力就是逐利至上。
二、中國經濟的制度優勢：政府與市場的協同
沃爾夫認爲，與美國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展現出的一種“新型的、有效的制度組合”，他多次稱讚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靈活的、有組織的、實用主義導向的”，展現出一種靈活、高效的“制度調配”能力。
1. 國家戰略主導發展方向
沃爾夫認爲，中國之所以能在關鍵領域快速取得突破，例如高鐵、芯片、新能源、疫苗研發、綠色能源，是因爲中國經濟發展始終圍繞國家整體戰略展開，政府保留了關鍵領域的主導權。
沃爾夫在演講中表示，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美國有很大不同，今天的中國經濟是一種混合型經濟，既有民營經濟，又有國有經濟。中國有強有力的政府來進行協調。如果私營部門能夠做好，可以盈利，那就由私營部門去做。如果私營部門不願去做，那政府就會去做，而不是隻在乎利潤。
他舉例說：“如果你今天去中國，在全國各地出行，你幾乎肯定會乘坐火車。它會讓你大喫一驚。不去中國，你根本不知道鐵路會有多先進。其他一些國家也在做，但中國遙遙領先。他們擁有快速、美觀、設備精良的火車。而我們根本沒有這些。我們不能造火車嗎？當然可以。我們有技術知識嗎？當然有。我們國家歷史上修建過很多鐵路。但這些鐵路並不賺錢。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了。中國也不賺錢，但他們還是有。爲什麼？因爲是政府修建的。這是一種完全迥異的對經濟發展目的的思考，一種是經濟服務我們人民，另一種是我們人民服務於經濟。”
2. 混合所有制調節市場
沃爾夫觀察到，在中國，市場並不被無限放任，中國也並不是全面國有化，而是採用“國有主導、民企活躍”的混合模式。他指出，這種制度並非是政府要“控制市場”，而是要識別市場失靈的地方，並進行有效修正：
“他們創造了一種新模式——而且它運作得相當好。”
中國政府不僅提供財政與信貸支持，還通過產業引導、調控資源分配來保障關鍵領域不被市場機制“忽視”。這使得中國在面對金融危機、疫情衝擊等重大挑戰時展現出顯著韌性。
3. 制度目標明確：服務國家發展而非資本回報
沃爾夫在一個YouTube視頻節目中指出，美國的公司治理目標是股東回報，而中國製度的核心邏輯是服務國家戰略和人民利益。五年計劃、鄉村振興與“雙碳目標”等一系列政策，都體現出明確的公共導向。
三、中國製度優勢的實質：效率與執行
沃爾夫認爲，美國決策層之所以對中國的發展愈發不安，並不僅僅是因爲其經濟體量增長，而是因爲中國的制度表現出更高的組織效率與協調力。
在貿易戰的初期，美國決策層似乎相信，只要施加關稅壓力，中國將被迫妥協，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他認爲，美國發動貿易戰最終會失敗，中國不會“像預期那樣崩潰”，反而會藉此契機建立起更爲自主的產業鏈、加快技術替代與對外佈局，持續推動“一帶一路”以及與金磚國家（BRICS）的協作。
與此同時，美國面臨的問題會愈加嚴重。沃爾夫直言：“這不是某一項政策的失敗，而是一個衰落帝國的表現。”
他認爲，美國統治階級正在試圖將這種“帝國衰落”的代價轉嫁給普通民衆。過去20年，美國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社會分裂嚴重、年輕人對未來缺乏希望。內部危機只會通過壓低工人工資、削減社會支出、輸出通脹和發動外部戰爭來緩解，這種模式已經接近極限。
四、美國是否還有勇氣向中國學習？
理查德·沃爾夫並不是“中國製度”的無條件讚美者，他清楚中國社會也有其複雜性與挑戰。但他更強調的是，美國是否還有能力與意願，從中國的成功中汲取經驗。
他在一次談話中發問：“我們是否有勇氣去學習中國的制度優勢？如果我們還願意學習的話。”
在他看來，中國的成功不僅僅是“運氣”，更是制度設計下的必然結果。中國沒有盲目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僵化模式，也沒有全盤引入美國的放任式，而是在實踐中找到了一種“實用主義+國家能力”的現代化路徑。
中美貿易爭端遠未結束，圍繞制度模式的議論將長期存在。沃爾夫感概：40年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擺脫貧困，模仿並學習他們眼中的西方世界，讓自己的國家得到長足發展，他們都想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國家做到了，那就是中國。
“如果你想理解爲什麼中國將成爲你餘生中最需要打交道的國家，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是榜樣，他們的增長速度比任何人都快，他們幫助很大一部分人口擺脫了貧困。”
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忙着質疑婚姻是什麼，性別是什麼，在對棘手的議題進行辯論，這雖然讓沃爾夫感到自豪，但反思美式資本主義在美國仍是一種禁忌，更別提“學習中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