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日本近期陷入“米荒危機”，米價居高不下讓民衆對日本政府愈發不滿。“民以食爲天”，作爲重要主食，大米的安全關乎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歷史上，日本就曾因爲大米價格瘋狂上漲發生社會動亂——1918年，“米騷動”風暴席捲全國。那年夏天，日本大米的價格如同脫繮的野馬，人們攥着空米袋圍堵糧店，碼頭女工用身體阻擋運米船出港，民衆的憤怒在多個大城市蔓延，最後“扳倒”了日本首相，直接讓內閣倒臺。

養家餬口變得異常艱難

作爲日本江戶時代建立的重要大米交易中心，大阪堂島米市留下的關於1918年米價的記錄令人觸目驚心：1月，每石（100升、約合150公斤）米約15日元；8月，每石就升至約50日元。而當時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做買賣的小業主等，辛苦一個月也不過掙18到25日元，這意味着買一升米就要花掉近半天的收入，養家餬口變得異常艱難。

米價飛漲的背後，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多重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大力發展工業，大量農民離開土地，湧入城市當工人，農村勞動力開始短缺，稻田開始減少，日本糧食自給率迅速下降。1917年日本找藉口出兵西伯利亞，更是刺激投機商囤積居奇，讓米價瘋狂上漲。

面對如此情況，時任日本首相寺內正毅並未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日本政府最初放任米價瘋漲毫無作爲，雖然寺內本人在公開場合表現得憂心忡忡，但內閣頒佈的相關“大米控制令”形同虛設，政府的全年救濟預算也僅有3.5萬日元，相較於民生需求無異於杯水車薪。

米店門口牌子上的米價不斷跳漲，主婦們手裏的積蓄越來越少，百姓家裏的米缸逐漸見底，對飢餓的恐懼和對現實的不滿持續堆積後最終爆發。

千餘人組成人牆攔截運米船

抗議行動最先出現在日本海沿岸的大米產區之一富山縣。1918年7月，在當時的富山縣東水橋町，一羣搬運米袋的碼頭女工圍堵了米商向外地運送大米的倉庫，她們高呼“停止運米！我們要活命！”8月，富山縣西水橋町近200名居民圍堵米店，而後富山縣東水橋町與富山縣滑川町千餘人組成人牆攔截運米船，併成功迫使米商將米價從每升50錢（100錢合1日元）壓低到35錢。這些人的抗爭行動鼓舞了其他城市的人，抗爭行動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

8月，京都市柳原町的貧民砸開米店大門，強迫米商以30錢一升售米。同時，名古屋市約2萬民衆湧入市中心的鶴舞公園，高呼“反米價暴漲”的抗議口號。同月，《大阪朝日新聞》刊登一篇煽動性報道，稱大阪鈴木商店“囤積大米牟暴利”（後該報道被證實爲捏造），憤怒的大阪民衆將這家商社的總部圍堵，當日參加圍堵的人數超過23萬，大阪全城幾近癱瘓。

政治中心東京也發生了抗議活動，8月，市中心日比谷公園聚集了2000餘民衆參加抗議集會，警察趕來制止。在雙方對峙過程中局勢升級，參與集會的民衆憤怒打砸警察局、燒燬車輛，直到兩天後，這場混亂纔在政府的強力鎮壓下逐步平息。

在各地“米騷動”抗議的影響下，飽受米價上漲之苦的煤礦工人也開始通過罷工示威的方式尋求提高工資，卻遭到資方和政府的打壓。8月中旬，在山口縣宇部村，3000餘名礦工罷工抗議未果，憤怒地打砸礦主宅邸與商店，遭到血腥鎮壓，多人身亡。在福岡縣添田町峯地煤礦，衆多工人集會抗議，被當地軍警驅散並毆打。

砸米店、搶糧倉、組織集會活動，日本各地接連爆發抗議和騷亂，至9月初已涉及數百萬人。

應對此起彼伏的騷亂，日本內閣推出的各種措施也堪稱“災難”：民衆抗議後雖然倉促頒佈“穀物徵收令”，卻並未真正執行。8月宣佈投入1000萬日元以平抑米價，兩週後卻又突然撤回資金，導致米價再漲、騷亂升級。

“平民首相”誕生

持續近兩個月的全國性“米騷動”徹底動搖寺內正毅內閣的執政基礎，在舉國聲討中，藩閥勳貴出身的寺內正毅1918年9月以身體不適爲由辭職。

9月底，在衆議院佔據相對多數席位的政黨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就任首相，平民出身的原敬作爲第一位無爵位首相，其上臺和組閣意味着日本政治格局的重大變革。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被藩閥勳貴壟斷最高權力的時代宣告終結，政黨政治與民意訴求站在了日本政治舞臺的中央。

與此同時，民衆充滿憤怒的抗爭最終換來了回報。在抗爭活動激烈的富山、京都、名古屋等地，米商迫於壓力開始售賣低於市價的大米，富山等大米產區的米商也不再肆無忌憚地向外運米。

1918年的這場“米騷動”，造就了該國首位“平民首相”，也讓後人深刻認識到民生問題對國家穩定的影響。（作者是山東大學副研究員 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