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與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等多位海內外作家共同獲得國際冰心文學獎。在倫敦參加第二屆國際冰心文學獎頒獎儀式期間，筆者與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91歲高齡的尼日利亞作家、詩人索因卡圍繞文學、文明與生命等話題進行了深入對話。

王欽剛：您曾經說“作家的使命是在憤怒中保持清醒，在絕望中尋找希望”。您的人生經歷充滿抗爭——從早年因批評軍政府入獄22個月，到流亡期間以戲劇揭露壓迫，文學始終是您戰鬥的武器。這種“清醒”與“希望”在您作品中是如何體現的？

沃萊·索因卡：文學是現實的鏡子，但鏡子不能只是復刻，它需要折射、變形，甚至打破。比如《獄中詩抄》，它不僅是個人苦難的記錄，更是對暴政的控訴。我曾將約魯巴（尼日利亞的一個民族）的傳統儀式寫入《死亡與國王的侍從》，殖民者視其爲“野蠻”，卻不知那是約魯巴人連接生死的精神紐帶。文學必須直面被遮蔽的歷史，將創傷轉化爲普世寓言。

王欽剛：您曾經提到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國際對非洲文學集體的認可，但許多作家認爲個人榮譽會遮蔽創作初心。您如何平衡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沃萊·索因卡：獎項只是浮雲，但浮雲也能映照陽光。我獲獎時強調：“我所代表的是非洲文學的土壤。”就像印度詩人泰戈爾詩中所寫的“在黑暗裏個體渾然一體，在陽光下個體多彩多姿”，個體的光芒終將匯入文明的星河。

王欽剛：您是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您剛纔提到的泰戈爾則是亞洲首位。幸運的是，我本人是泰戈爾詩歌的譯者，而您剛剛榮獲的第二屆國際冰心文學獎，其得名於冰心——她正是泰戈爾詩歌最早的中文譯者之一。這種跨越時空的文學聯結，是否讓您感到親切？

沃萊·索因卡：我青年時代讀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那“生如夏花”的哲思，與我幼年在約魯巴部落聽老祭司吟誦的神諭十分相似。冰心女士的文字像溪水，清澈卻有力。她翻譯泰戈爾作品時，一定也在傳遞“愛與生命”的共鳴——這或許就是文學最神奇的力量：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能通過文字觸摸到同一顆心跳。

王欽剛：我是中國古代詩人蘇東坡的研究者，我發現您與蘇東坡的人生軌跡有相似之處——他因“烏臺詩案”身陷囹圄，卻能在貶謫中寫下“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您在入獄期間創作出很多優美而悲壯的詩句。蘇東坡作爲“在苦難中超越的智者”，是否也曾給您精神上的慰藉？

沃萊·索因卡：蘇東坡是我喜歡的中國古代詩人之一。我讀過林語堂的《歡樂天才：蘇東坡的人生與他的時代》（即《蘇東坡傳》），他的豁達是中國文人的典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讓我想起約魯巴史詩中“向月亮祈禱”的儀式——人類對光明與團圓的渴望，原來不分地域、跨越時空。蘇東坡在苦難中超越，而我在獄中寫詩，何嘗不是另一種“把酒問青天”？我們在泥沼裏抗爭，而文學讓我們如蓮花一樣綻放。

王欽剛：您創立的“神話詩學”體系強調非洲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平等性，將約魯巴神話與希臘神話並置。中國神話中也有“盤古開天”“女媧補天”的創世敘事，這些是否也曾給您啓發？

沃萊·索因卡：當然，神話是文明的基因密碼。約魯巴的“奧裏沙”神系與中國的神話傳說，都是先民對世界的詩意解釋。我在創作時，也會聯想起古代中國神話裏的“神靈居於山林”——人類對自然的敬畏，本就同根同源。神話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原鄉。

王欽剛：您如何看待中國文學中的“詩言志”傳統？比如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擔當，與您“文學就是政治”的理念是否相通？

沃萊·索因卡：確實有相通之處，杜甫是我喜歡的中國詩人，他的詩不是風花雪月，而是現實之刃。我寫《獅子與寶石》諷刺盲目模仿西方的青年，寫《詮釋者》揭露獨裁統治，本質都是“言志”——用文學爲沉默者發聲。

王欽剛：作爲一個從金融轉向文學的創作者，這種特殊的經歷影響了我的翻譯與創作之路。您對熱愛文學創作的後輩有什麼建議？

沃萊·索因卡：我對年輕作家的建議中曾經提到“警惕成功的陷阱”，而你有着與衆不同的“雙面人生”，華爾街的數字遊戲教會你精準，但文學需要混沌中的靈光。若困在“舒適區”，筆便會生鏽。此次獲得國際冰心文學獎，是你成功轉型的開始，也是一個完美的小結。就像你翻譯泰戈爾詩歌，既要還原音韻之美，又要賦予其中文新生命。

王欽剛：您在患病期間仍然堅持創作。疾病是否改變了您對生命的理解？     

沃萊·索因卡：疾病是另一種“流亡”，但文學讓我與疼痛對話，它教會我以純真對抗腐朽。我在病榻上寫詩，把藥都釀成了韻腳——苦難不是終點，而是詩意的起點。文學是人類的第二張面孔——它暴露傷痕，也治癒傷痕；它記錄歷史，更創造未來。而東方與西方的文學，就像兩條並行的河流，終將在大海交匯。（王欽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