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澳大利亞汽車服務與維修監管機構（AASRA）向比亞迪、極氪、小鵬、Smart和零跑5家中國車企發出合規警告，指控其涉嫌違反澳大利亞《機動車服務與維修信息制度》（MVIS）。若指控成立，每家車企可能面臨最高1000萬澳元（約合4700萬元人民幣）罰款。

這場爭端的核心是維修數據開放權——澳大利亞法規要求車企向獨立維修商提供與授權經銷商同等的維修技術信息。而中國車企的本地化適應不足，暴露出全球化進程中法律合規、商業模式轉型與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挑戰。當產品輸出升級爲生態輸出時，如何平衡技術壁壘與市場開放，成爲“中國製造”出海的新課題。

維修壟斷的系統性代價

在澳大利亞汽車服務與維修監管機構（AASRA）向該國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提交的合規審查報告中，比亞迪、極氪等5家中國車企被指存在三類違規行爲：診斷軟件更新延遲、關鍵技術參數未完整披露、訂閱服務定價高於行業基準。AASRA強調，此類違規行爲通過構建技術信息壁壘，實質上將消費者導向品牌授權的高價維修體系，違背了《機動車服務與維修信息制度》（MVIS）打破售後壟斷的立法初衷。

根據MVIS規定，車企須在車型上市首日向AASRA平臺上傳完整的診斷系統、技術參數及維修手冊，並提供按日/月/年計費的靈活訂閱方案。這一強制開放機制，旨在消除車企利用技術獨佔性維持售後市場支配地位的可能。

2024年，本田汽車因未提供符合要求的訂閱選項，被處以18780澳元罰款，體現出MVIS制度在執法層面的嚴肅性與約束力。

從全球視野看，強制公開維修數據信息成爲監管趨勢。除澳大利亞外，歐盟建立了系統化法規，要求車企以非歧視方式向獨立維修商公開技術信息；美國多州也通過維修權法案，保障消費者對維修渠道的選擇權。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趨勢正從汽車行業向電子設備、農業機械等領域擴散，折射出全球市場對公平競爭生態的共同追求。

由此看來，強制公開維修數據信息已成爲重塑產業生態的監管共識。上述實踐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維修壟斷引發的系統性代價已迫使全球監管從被動糾偏轉向主動構建公平競爭生態。

北京聖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王有銀指出，車企通過控制技術信息、配件供應鏈和服務網絡，構建排他性售後閉環，導致消費者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維修選擇權被壓縮，被迫接受品牌授權服務商的高報價；另一方面，故障代碼與維修細節不透明，使普通用戶難以判斷維修必要性，過度維修、定價不公等現象屢見不鮮。

從產業生態視角觀察，維修壟斷的負面影響呈現系統性擴散。高價維修推高了汽車全生命週期的使用成本，直接抑制消費潛力；封閉的售後體系則阻礙了維修行業的技術創新與服務升級，形成“壟斷—低效—高成本”的負向循環。

資深汽車行業觀察家趙楠援引歐盟、美國數據指出，強制放開維修信息後，當地市場維修成本普遍下降15%至30%，獨立維修商服務效率提升近40%，消費者滿意度指數提高約25%至40%。這些數據證明，打破技術壁壘不僅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需求，更是推動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模式慣性與利潤結構桎梏

中國車企在海外遭遇的合規危機，本質上是國內長期形成的商業模式與海外監管規則之間的碰撞。當MVIS制度要求車企開放維修數據時，國內“前端讓利、後端補血”的利潤結構瞬間暴露出脆弱性——這種依賴售後壟斷維持盈利的模式，正成爲全球化進程中的掣肘。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布的2025年上半年全國汽車經銷商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新能源獨立品牌4S店毛利結構呈現顯著“後端依賴”特徵：新車銷售僅貢獻16.8%，而售後服務佔比高達54%，金融保險則佔17%。這種結構下，售後市場成爲了車企的“利潤奶牛”。

以電池維修爲例，某品牌BMS系統校準官方報價達1.2萬元，是第三方維修商3800元服務成本的三倍有餘。巨大的價差背後，是車企通過技術封鎖構建的定價權壁壘。

“當售後利潤佔據半壁江山時，數據開放就等於動搖根基。”趙楠一針見血地指出。車企“抗拒”開放維修的核心邏輯在於：允許獨立維修商接入，意味着要放棄長期經營的“配件+服務”雙重溢價。

在維修壟斷語境下，面對數據開放的訴求，車企常以“安全風險”爲由構築防線。但歐盟的實踐給出了另一種答案：通過立法強制車企爲獨立維修商提供技術培訓，既保障了維修質量，又實現了數據有序共享。這種“安全可控”的開放模式，證明技術壁壘並非不可突破，掌握核心數據的第三方維修同樣能夠合規操作。

業內人士認爲，中國車企的售後壟斷模式，是長期市場環境塑造的產物。在國內，授權維修體系通過配件供應、技術認證形成閉環，消費者缺乏議價能力，被迫接受高價原廠配件與工時費。這種路徑依賴導致企業形成“數據即權力”的思維定式——將技術信息視爲私有資產，而非可共享的行業資源。

然而，海外監管正強制打破這種慣性。從澳大利亞到歐美，一系列規則共同指向一個趨勢：技術中立原則正在全球汽車產業落地，車企必須適應從“規則制定者”到“規則遵守者”的角色轉變。

突破利潤結構桎梏，需要車企重新定義售後市場的價值邏輯。趙楠強調，歐盟經驗表明數據開放非但不會摧毀利潤，反而能夠激活更大市場：獨立維修商的發展帶動了配件流通效率提升，車企通過授權認證收取技術使用費，形成新的盈利點。這種“開放—競爭—升級”的正向循環，比封閉壟斷更具可持續性。

從“產品輸出”到“生態輸出”

維修數據開放爭議背後，暴露出中國車企從“產品輸出”向“生態輸出”躍遷的迫切性——全球化競爭已進入價值鏈重構的新階段，服務生態與合規體系正成爲決定市場地位的核心變量。

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在澳大利亞市場的表現堪稱“現象級”：多個品牌憑藉性價比優勢殺入銷量前十，部分車型單月銷量超越傳統燃油車競品。

然而，與銷量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售後服務滿意度出現下滑。消費者投訴案例中，維修成本高、配件等待週期長、技術透明度低等問題高發，暴露出“重銷售輕服務”的短板正在侵蝕品牌信譽。

“當前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仍處於全球化1.0階段，即以硬件出口爲核心，”趙楠表示，“要向2.0階段躍遷，企業必須將合規意識從被動應對升級爲戰略主動。”

這一判斷的背景是，全球市場正從“產品競爭”轉向“生態競爭”——消費者不僅關注車輛性能，更看重全生命週期的服務體驗與權益保障。

澳大利亞的監管舉措，爲中國車企敲響戰略警鐘。在全球化2.0時代，僅依靠產品力已難以維持市場地位。隨着“中國製造”品牌影響力提升，與之配套的售後透明度、數據開放度與用戶權益保障機制必須同步升級。與此同時，企業需要重新設計售後利潤模型，從依賴“配件+服務”溢價，轉向通過技術授權、服務認證等多元化方式盈利。

當智能網聯技術使汽車逐漸演變爲移動數據樞紐，開放生態正在成爲全球汽車產業的“新標配”。對中國車企而言，這場全球監管升級既是挑戰，也是轉型契機。

趙楠認爲，轉型關鍵在於找到公共價值與商業利益的平衡點。一方面，中國車企要主動適應國際規則、構建開放的技術共享機制，通過激活獨立維修市場，降低用戶使用成本，提升品牌口碑；另一方面，通過核心技術授權、服務認證第三方維修，擴大服務網絡，形成新的盈利增長點，反哺品牌口碑與市場份額。

作者｜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辛紅 《法人》見習記者 嶽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