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爲應對校園霸凌,各國“軟硬兼施”

【環球時報駐韓國、德國特約記者 黎枳銀 青木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楊逸】編者的話:11月13日,韓國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大學修學能力考試(即高考),全國逾55萬人參加。據韓媒日前報道,今年招生季,韓國6所名校已經開始拒絕接收有校園霸凌記錄的申請者,另有10所師範院校明年也將採取這一做法。韓國高校的行動讓校園霸凌問題再次受到關注。爲了應對這一世界級難題,各國在多個層面採取了措施,包括制定嚴格法律、在學校和社會層面採取支持被霸凌者的措施等,而各類舉措成效各異。

一名馬來西亞人的悔恨:上學時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每當傑瑞回想起他在馬來西亞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納巴盧度過的學生時代時,他就會感到深深的內疚。據香港《南華早報》今年9月報道,20多年前,12歲的傑瑞曾折磨過班裏一個“安靜的、笨拙的男孩”。這個孩子坐在教室的後面,傑瑞和幾個朋友會以偷他的鞋子、扯下他的褲子或偶爾打他一頓爲樂。“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當時我並沒有想太多。”傑瑞表示,自己很悔恨當時的所作所爲,“只有當我爲人父母時,才真正明白了這一點”。

在傑瑞欺負那個男孩之前,馬來西亞的校園霸凌問題已經出現,而現在依舊在持續。今年7月,哥打基納巴盧13歲的女孩扎拉從寄宿學校的3樓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5名青少年被控霸凌扎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表明,校園霸凌是馬來西亞兒童最大的恐懼之一。2022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6%的馬來西亞兒童在調查進行前的一個月被霸凌過。馬來西亞教育部的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該國報告的校園霸凌事件超過7600例,高於前一年的6500多例。據信,真實數字要比7600例高得多。

“在世界範圍內,校園暴力和霸凌都是嚴重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發佈的《數字背後:結束校園暴力和霸凌》研究報告顯示,在所調研的144個國家和地區中,32%的學生在調查開始前一個月被欺負過一次。在許多地區,身體霸凌是最常見的霸凌類型,但在北美和歐洲,心理霸凌最爲常見。

據韓國《京鄉新聞》報道,韓國教育部今年9月發佈的一份調查顯示,全韓小學四年級至高中三年級學生中,有2.5%的人表示曾遭受校園暴力,較上一年(2.1%)有所上升。小學階段問題尤爲突出,每100名學生中就有5人報告曾被霸凌或毆打。日本NHK電視臺10月30日稱,該國文部科學省近期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2024財年共報告近77萬起校園霸凌事件,比上一財年增加了約3.6萬起。德國《奧格斯堡彙報》11月7日援引該國援助組織Aktion Mensch的一項調查稱,德國近半數青少年(46%)受到霸凌的影響。殘疾青少年受到的影響尤爲嚴重,75%的人表示曾遭受霸凌。據法國媒體報道,今年10月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該國6歲至18歲青少年中,近四成的人曾遭受校園霸凌或網絡騷擾。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此前報道,有研究表明,童年被霸凌經歷帶來的影響可能會持續數十年,被霸凌者更容易患上精神和身體疾病,包括焦慮、抑鬱和偏執思維加劇。《哈佛精神病學評論》此前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小時候被欺負過的女性成年後患恐慌症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高出27倍。在男性中,因童年時期遭受霸凌導致出現自殺想法和行爲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18倍。

韓國分級處罰,阿聯酋罰款與監禁並行

一些國家制定了嚴格的反霸凌法律,其中就包括韓國。根據韓國《學校暴力預防及對策法》及其施行令,韓國教育部自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實行校園暴力加害學生處分分級制度,將懲處劃分爲1級至9級,並由各地教育廳下屬的學校暴力對策審議委員會依據細則進行裁定。校園暴力案件一經舉報,將由學校暴力對策審議委員會介入調查,並根據行爲的嚴重性、持續性、故意性、反省態度及與受害者的和解程度等要素綜合評分,決定處分等級。霸凌者面臨的處分從輕到重依次爲:1級書面道歉;2級禁止接觸、威脅或報復;3級校內服務;4級社會服務;5級參加特別教育或心理治療;6級停課;7級轉班;8級強制轉學;9級開除(僅限高中生)。

在韓國,因爲校園霸凌而受到的處分生效後,將被記入霸凌者的生活檔案。根據修訂規定,4至7級處分記錄在畢業後保存2至4年,8級保存4年,9級記錄永久保留。韓國教育部今年進一步強化了管理,要求從2026年開始,所有大學在招生時必須將考生校園暴力記錄納入考量。多所高校已明確表示,如申請者存在校園暴力處分,將直接判定爲“不合格”。據韓國《中央日報》日前報道,今年招生季,韓國6所頂尖大學因爲校園霸凌記錄拒收了45人。京仁教育大學等10所師範院校宣佈,將從明年起,無論情節輕重,有校園霸凌記錄的申請者都將被直接取消錄取資格。

阿聯酋對校園暴力和霸凌的處罰也較重。阿聯酋《海灣新聞報》網站今年10月報道稱,根據該國法律,學校需要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任命一名兒童保護協調員,並通過內政部和教育部運營的緊急熱線實施明確的報告機制。阿聯酋對校園暴力和霸凌的處罰包括鉅額罰款、監禁,或兩者並處。根據阿聯酋網絡犯罪法,網絡霸凌者最高可面臨50萬迪拉姆(1迪拉姆約合1.93元人民幣)的罰款以及兩年監禁。教育機構內出現霸凌行爲,機構最高可被罰款100萬迪拉姆,學校可能被停課。

“將紀律性措施、心理諮詢、恢復性行動結合起來”

雖然很多國家都制定了應對校園霸凌的法律和措施,但一些懲罰性措施卻並未達到預期效果。據韓國《朝鮮日報》報道,韓國國會教育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全韓中小學校園暴力案件從2020年的2.59萬起增至2024年的5.85萬起,被提交學校暴力對策審議委員會處理的嚴重案件從8357起激增至2.78萬起。韓國教育界人士指出,儘管政府通過大學入學懲罰和延長霸凌記錄保存等手段加大打擊力度,但校園暴力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呈上升態勢,這表明懲罰導向政策未能觸及問題根源。

韓國忠清南道牙山市李舜臣高中的教師曹鬥嚴在接受《環球時報》駐韓國特約記者採訪時表示,防治校園暴力和霸凌的關鍵不在於單純強化懲戒,而在於讓學校重新成爲培養尊重與同理心的場所。他指出,只有當學校、家庭與社會形成共同的監督與關懷機制,懲處制度才能真正轉化爲防止暴力、重建信任的機制。曹鬥嚴強調,應進一步強化同伴干預與校園共同體教育,引導目擊學生及時報告並支持受害者,讓學生互助成爲制止暴力、修復關係的關鍵環節。

首爾市一所小學的新生家長尹智允認爲,韓國社會長期存在以懲罰替代教育的傾向,很多孩子因爲擔心說錯一句話就被舉報,在課堂上變得更加沉默。她表示,應從早期情緒管理與溝通教育入手,讓學生學會在衝突中表達與調解,而非僅依靠處分來劃分對錯。

新加坡亦面臨類似困境。據新加坡亞洲新聞臺網站報道,研究人員指出了發生校園霸凌的幾個原因,包括霸凌者可能會模仿在家裏或同伴中觀察到的攻擊行爲;霸凌者往往與父母關係不好,這使得他們在遇到問題時不願尋求幫助;他們可能缺乏同理心,認識不到或不在意其行爲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

在上述情況下,留校察看可以提供短暫的威懾,但往往不能解決導致霸凌的根本問題。停學則可能會適得其反。對一些學生來說,停學可能被視爲一種“獎勵”,讓他們暫時離開學校,而不是爲其行爲承擔後果。因此,爲了更好地應對霸凌,需要採取一種更全面的辦法,將傳統的紀律性措施與心理諮詢以及恢復性行動結合起來。心理諮詢可以找到導致霸凌的原因,幫助霸凌者瞭解他們行爲的影響,培養同理心,並學習如何更好地與同齡人互動。恢復性行動,例如在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間進行調解對話,可以促進問責制和治癒。

在丹麥,孩子從小就要學會如何對待別人

據BBC報道,“奧維斯校園霸凌防治計劃”受到廣泛讚譽。這是由已故的挪威心理學家奧維斯所創,他領導了許多關於兒童受害的早期學術研究。該計劃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霸凌之所以出現,往往是因爲更廣泛的文化容忍侵害行爲的發生,因此它試圖解決整個學校的生態系統問題,使不良行爲不再氾濫。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林伯介紹說,根據“奧維斯校園霸凌防治計劃”,學校裏的每個成年人都需要接受關於霸凌的基本培訓,包括食堂工作人員、校車司機等。成年人必須作爲正面榜樣,對任何形式的傷害行爲都要表現出零容忍的態度。他們還應該找到學校裏最有可能發生霸凌行爲的地方,並定期對這些地方進行巡查和監督。在課堂層面,孩子們需要自己舉行討論會,探討霸凌的本質,以及他們能如何幫助那些受到傷害的學生。所有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爲了確保反霸凌信息根植於學校的文化中。

丹麥是歐洲校園霸凌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歐洲新聞網此前對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斯盧瑟霍爾門小學進行探訪,研究丹麥學校是如何預防和應對霸凌的。據報道,冥想和擁抱是該校學生早上到校後的“例行公事”,孩子們從小就要學會如何對待別人。該校老師易卜生稱,學校會讓孩子在不同類型的小組中合作,學習溝通技巧以及如何在一些事情上妥協。在斯盧瑟霍爾門小學上學的賓格斯坦說:“每個人都充分尊重彼此。如果你被欺負,你的朋友會阻止欺負你的人,並給老師打電話。”

沙赫馬爾萬德是一名家長,也是斯盧瑟霍爾門小學校董事會的成員。她表示,參加董事會能使家長參與學校項目決策,這在防止霸凌方面起着關鍵作用。“我認爲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看到自家孩子情緒不好,就要認真對待,找出問題所在。父母應該和孩子交談,找到讓他們變得更堅強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學會如何應對逆境。”她這樣說道。 

除了法律手段和學校教育外,德國、日本等國還開通了應對霸凌問題的熱線電話。德國就有4000多名志願者通過熱線電話爲被霸凌者提供諮詢。日本學生也可以撥打相關熱線電話投訴校園霸凌問題,當地的教育委員會諮詢機關之後會對相關事件進行調查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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