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2025年10月10日文章，原題：《1929》書評：崩盤之年   在20世紀所有不可思議的巧合中，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恰好於1929年10月出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觀景臺上，必定算是其中之一。丘吉爾目睹了史上最嚴重的市場崩盤之一，他後來回憶說：“就在我面前的窗戶外，一名男子從15層樓跳下，摔得粉碎，引發騷動，救護車也趕到了現場。”

1929年的股市崩盤是學者們用來劃分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是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此後是飢餓的30年代。在《1929：華爾街史上最嚴重股災內幕——以及它如何摧毀一個國家》一書中，《紐約時報》首席記者、財經專欄作家安德魯·羅斯·索爾金將崩盤的戲劇性推向高潮。他查閱了天氣報告、日記、建築記錄以及所有能想到的報紙文件，力求生動且符合史實地再現那場繁榮、崩盤及其餘波。

書中人物衆多，但國民城市銀行總裁米切爾提供了一種貫穿始末的主題。人們都叫米切爾“陽光查理”，當他在這家銀行的證券子公司開始職業生涯時，國民城市已經是全美最大的銀行。隨着步步高昇，他將交易員的理念帶入整個機構，打造了一家“面向所有人的銀行”，提供市場上所有金融服務。短短一年多時間裏，該銀行自身的股價翻倍。

1929年初，當美聯儲試圖壓制股市上漲時，米切爾卻宣佈國民城市銀行將提供貸款以支持市場。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卡特·格拉斯稱米切爾的行爲是一場“叛亂”，挫敗了政府遏制投機買賣的努力。當股市在10月崩盤時，格拉斯議員說這是因爲市場混淆了傳統銀行業務與股票交易，他稱之爲“米切爾主義”。

在10月24日（後來稱爲“黑色星期四”）首次大崩盤後，市場又接連遭遇“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顯然，這已非一次短暫的恐慌。曾經“陽光滿面”的米切爾很快被傳喚到國會委員會，就可疑的股票銷售做法和高得離譜的獎金作出解釋。他因逃稅被捕。格拉斯與來自亞拉巴馬州的衆議員亨利·斯蒂格爾通過了以他們名字命名的法案（《銀行法》，也稱《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編者注），將國民城市銀行及其他從事股票交易的銀行拆分。

人們往往傾向於把經濟故事寫成道德劇，讓貪婪與傲慢不可避免地走向貧困與恥辱。但索爾金抵制住了這種傾向性。在《1929》一書中，“陽光查理”更顯命運多舛而非專橫跋扈。根據後來披露的信息，國民城市銀行在股票上放貸的做法其實得到了美聯儲內部的默許，而非反對。米切爾爲保護國民城市銀行的股票損失了大量個人財富，儘管同事告訴他沒有義務這樣做。他在稅務案中獲得無罪判決。

關於崩盤的常見敘述存在一個更大的問題，而索爾金有時也意識到這一點。雖然1929年顯然不是股市的好年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全年下跌17%，但1929年並非那十年中股市最糟糕的年份——1920年道指重挫33%，然而隨後並非大蕭條，而是一段無與倫比的繁榮。

事實是，1929年股市崩盤並未馬上開啓大蕭條，當時的人們也不認爲它開啓了大蕭條。1955年，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戳穿了關於股災後遺症的一個奇特迷思，即當時出現了一輪自殺潮。事實上，1929年秋天的自殺率反而下降。丘吉爾目睹的那起死亡很可能發生在黑色星期四早晨、崩盤之前，而且可能是意外。

10月過後股市開始復甦，至1930年春季已反彈近50%。但真正的崩盤也發生在那一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實施後，一系列銀行倒閉事件疊加美聯儲錯誤政策，最終將經濟與市場拖入螺旋式下跌。直到後來，1929年的崩盤纔在公衆記憶中被視爲轉折點。     

儘管索爾金簡要提出崩盤產生了一種心理效應，最終導致了大蕭條，但崩盤的原因或其經濟後果並非本書的重點。索爾金說，他想“恢復那些經歷悲劇的人的生命質感與細節”。他做到了。（作者賈奇·格洛克，肖震冬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