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執政黨憑藉席位優勢，無視在野黨反對，強行在衆議院表決通過了設立“國家情報局”的相關法案。在高市早苗政權的強力推動下，日本即將在二戰後首次構建一套完整且集中的國家級情報體系。

根據法案內容和日媒報道，日本首相將擔任“國家情報會議”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核心閣僚；“國家情報局”作爲執行機構，統籌政府各部門情報工作，直接對首相負責。此法案若成，意味着日本情報權力將高度集中於首相官邸。

這種體制設計，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一段沉重的歷史記憶。曾經臭名昭著的日本“特高課”，是一個和納粹德國“蓋世太保”齊名的特務機構。這個全稱爲“特別高等警察課”的機構，起初對內負責鎮壓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後逐步成爲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急先鋒，手上沾染的鮮血浸透了東亞大陸。

“特高課”也是日本情報力量罪惡史的一個縮影。從明治時代起，日本大規模、成體系的對外間諜活動就從未停止。而在侵華戰爭中，從策劃皇姑屯事件，準備九一八事變，到破壞抗日組織，扶植親日勢力，乃至隨意抓捕、審訊、處決，日本軍國主義情報力量的罪行罄竹難書。

1945年戰敗後，日本成體系的情報力量雖遭強制解體，但很快又改頭換面延續下來。上到內閣情報調查室，下到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等多個政府機構，再到各智庫、企業、民間研究機構，“特高課”的影子始終若隱若現。如今，高市政權試圖邁出的這一步，則是將分散的情報力量重新彙集到首相手中。

國家設立情報機構，並不天然等於危險。但對於曾經使用情報機構、動員並發動侵略戰爭，又沒有徹底清算和反省的國家，卻是極度危險的。經歷過“特高課”高壓統治的日本媒體，最先感受到了陰森森的凝視。有日本媒體稱，重組後的政府情報體系直屬首相，有被政治化濫用的風險，或侵犯民衆隱私權及言論自由，淪爲高市政府操縱國內輿論、壓制不同聲音的工具。如果支持擴軍纔是愛國，反對戰爭就是可疑，輿論空間就會變形，戰爭準備也就有了社會基礎。

從更深的戰略層面看，高市政權此舉，遵循着一個清晰的三步走路徑：

對內，加強思想輿論控制，通過鼓吹“外部威脅”“日本有事”，強化右翼思想，煽動民族主義，誘導民衆恐慌心理，進而“集體無意識”地支持擴軍備戰；對外，強化情報蒐集，將碎片化的情報信息按照明確指向劃定目標，爲突破“專守防衛”、實施軍事冒險做好鋪墊；最終，通過重建政府架構中最爲核心隱祕的情報力量，強化首相官邸權力集中，進一步擺脫戰後國際秩序的束縛。

這種以情報開路，推動再軍事化的路徑，對日本而言並不新鮮。作爲軍國主義急先鋒的“特高課”，是否正以一種制度化的面目借屍還魂？日本加強情報系統，是否是爲了更便利地走向戰爭？這些問題，日本政府必須做出回答，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馬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