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社區是疫情聯防聯控的第一線，也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關鍵所在。
疫情面前，全國各地城鄉社區涌現出一些好的做法，也帶來許多思考與啓示。如何鼓勵並用好疫情防控中的基層自治力量，爲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做出積極探索與實際貢獻？光明智庫特邀專家探討交流。
本期嘉賓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杜志章
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四川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曉勇
北京聯合大學首都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黨的建設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楊積堂
貴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郭紅軍
1.社區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最有效的防線
■記者觀察
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地的社區都動了起來。在北京，回龍觀霍家營社區對隔離觀察家庭發放禮包，以暖心的關懷贏得隔離人員的理解和配合；在廣州，全國首個測溫5G警用巡邏機器人誕生，可在機場、車站、社區等地方進行疫情防控巡邏……
光明智庫：防控疫情，城鄉社區等基層治理體系肩負着什麼樣的責任？此次疫情防控中，各地的村民自治、社區防控等體現出哪些亮點，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楊積堂：
總體來說，城鄉社區肩負着如下責任：一是守護。在疫情面前，城鄉社區工作者很好地履行着守護人的職責，比如，反覆摸排社區人員身體狀況，對於社區人員的流動進行有效管控。二是動員。以黨建引領，發揮城鄉社區基層治理體系的動員能力，實現羣防羣控、聯防聯控。三是幫扶。在疫情防控中，送溫暖上門，幫助困難家庭和特殊人羣渡過難關。
杜志章：
疫情發生以來，不少社區採取多項措施，落實防控責任，實現入戶排查、重點羣體監控“兩個全覆蓋”。在疫情防控中，社區在如下幾個方面發揮着積極作用：一是引導個人的自我管理，號召“不串門、不聚集”；二是整合基層各方力量，組建社區或村組防控工作隊，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堅強堡壘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三是組織大量的志願者，爲廣大居民的健康和生活提供幫助。可以說，多方力量有機配合，爲守住社區這道防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郭紅軍：
城鄉社區疫情防控亮點很多，讓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四點：一是防控措施的多樣性。很多社區利用廣播、橫幅、微信羣等靈活多樣的形式，保證了防控信息的及時可達。二是宣傳講解的生動性。不少社區採用易於被理解接受的生動語言，既傳播了知識，又講明瞭道理。三是參與主體的全民性。做到了人人蔘與、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四是疫情防控的實效性。人員排查、社區消毒、物品派送等惠民活動，讓廣大居民看得見實效、感受到溫暖。
唐曉勇：
科技信息手段的快速運用成爲最大亮點。很多社區用二維碼掃碼登記，讓防控工作更加有效，更加安全快捷。一些互聯網企業推出多個防疫場景應用，實現一部手機管理社區、智慧健康打卡、訪客登記、視頻關懷、數字巡查、快速上傳下達等，用數字科技築起社區防禦病毒的保護網。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推出“餘杭綠碼”，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進行疫情防控，有效減少人員接觸，提高了檢查效率。圖爲餘杭區五常街道居民在小區出入口卡點使用手機掃描“餘杭綠碼”二維碼填寫信息。鄭雨暘攝/光明圖片
2.社區力量的發揮，離不開平時的培植與推動
■記者觀察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區居民議事會、社區樓道協商會、鄉村民情懇談會等，都是居民積極參與基層治理的寫照。例如，西部民族地區鄉村的“院壩會”，不僅便於基層幹部走進羣衆，也使羣衆心頭的難題得到了有效化解。
光明智庫：木必有本，水皆有源。近些年來，在鼓勵和推動基層羣衆自治、強化羣衆自治能力方面，黨和政府倡導什麼樣的理念，採取了哪些措施？
郭紅軍：
此次城鄉社區自治力量的發揮，離不開平時的培植與推動。實踐證明，在街道黨委和社區黨組織領導下，衆多社區形成了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辦事多商量的協商共治良好氛圍。
楊積堂：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社會治理更爲複雜和艱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發揮羣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自律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
黨和國家對於推動基層羣衆自治、強化羣衆自治能力的制度設計和政策措施，只有真正落到實處，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才能不斷提升，面對疫情才能應對有方、措施得力。從這個角度講，建議進一步加大對城鄉社區治理的重視程度和保障力度，切實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提升基層羣衆自治能力。
杜志章：
在疫情防控中各地強調的“羣防羣控”，就是基層羣衆自治體系和自治能力的充分體現。例如，爲阻斷傳染源，社區和村組實施封閉式管理，居民自覺隔離、相互監督；爲避免交叉感染，居民自發組成網絡社區，通報疫情、互相幫助；爲解決防控物資緊缺問題，居民自發捐款捐物。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新華社區的工作人員在加固一處被大風颳倒的防控設施。新華社發
3.依法自治、以德自治，確保基層羣衆自治不脫軌、不走樣
■記者觀察
疫情發生以來，“封路”“封村”等做法，雖阻斷了疫情，卻也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有的社區在覈實居民身份時“一天三變”，導致居民出得來卻進不去；有的社區對外地返回的租戶採取“一刀切”，缺乏人情味。
光明智庫：在您看來，此次疫情防控中，城鄉社區自治存在哪些短板？應該如何激發民衆自治熱情、提升基層羣衆自治能力？
楊積堂：
防控疫情，城鄉社區的重要作用和人民羣衆的創造性得到充分展示，但同時也暴露出個別地方、個別社區管控方式簡單粗暴、措施僵化等弊端。需要看到，社區治理和居民自治，不是德外自治，更不是法外自治，而是依法自治、以德自治，必須把社會公德、人倫道德和國家法律作爲基層自治的底線和紅線，保證基層羣衆自治不脫軌、不走樣。
事實上，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其根本前提是要“健全黨組織領導”。針對本次疫情防控，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爲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特別強調要廣泛組織基層黨組織和黨員落實聯防聯控措施，要堅持黨建引領，切實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近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關於依法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實保障人民羣衆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見》。
唐曉勇：
短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過度反應。例如，一些地方爲了防控疫情，設置路障、挖斷公路，反而容易引發交通安全隱患。其二，應對不足。例如，一些居民在防控期間不願意戴口罩；還有些居民不願意待在家中。對於這些情況，社區除了強制管理外，缺乏更爲有效的、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其三，管理不暢。一些社區的物業管理工作得不到業主的積極配合，妨礙了防控工作的有效展開。
杜志章：
首先，堅持黨的領導是基層羣衆自治的根本前提，基層黨組織在疫情防控中必須肩負主體責任和領導責任。其次，堅持法治是基層羣衆自治的基本原則，基層羣衆自治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最後，堅持德治是基層羣衆自治的價值取向。基層羣衆自治中應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美德，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基層羣衆自治實踐。
北京市西城區富國裏小區，社區工作人員在幫助居民搬運“線上”訂購的蔬果。新華社發
4.拿出繡花精神，全面提升社區治理能力
■記者觀察
一段時間以來，“樓上樓下不相認，對門對戶不相識”的城市社區很常見。在疫情防控中，以往看似冷漠的鄰里關係變爲線上的活躍交流，一些社區還推出了“1＋N”家庭志願服務平臺，幫助有需要的鄰居，凝聚了社區共同體意識。
光明智庫：此次防控疫情中的城鄉社區治理行動對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哪些啓示？今後應如何進一步協同發力，促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杜志章：
透過此次疫情的“羣防羣控”工作，應更明確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一是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把我們的制度優勢轉化爲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二是堅持依法治理，以法律規範基層羣衆自治實踐，用法律保障基層羣衆基本權利。三是廣泛組織企事業單位和羣團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激活社會資源；四是充分發揮人民羣衆的主人翁精神，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貢獻每個人的智慧和力量。
唐曉勇：
提高城鄉社區治理能力，要拿出繡花精神，要多從居民身邊的小事做起，發揮好“社區吹哨”的工作機制，讓樓棟居民的事有人想、有人管、有人辦，形成居民有訴求、社區有響應的“迴音壁”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法治精神，強化法治觀念。
楊積堂：
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要讓所有社區成爲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勝、王斯敏、姚同偉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17日 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