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還是一名編劇的王沐爲自己的創作採風。在大連某康復中心門口，等待院長下樓來接的過程裏，他齟齬不安地觀察着鐵門內的情況。隔着一道鐵門，裏面的人有時看着他，有時視若無睹。而他突然發現，面前的鐵門居然沒有上鎖。這打破了王沐的認知，心裏預想的隔閡也倏然消失。他推門而入，開啓了一個沉痛而又無比溫柔的世界。

年初在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拿下“費穆榮譽·最佳導演”、“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三項大獎的《溫柔殼》，是導演王沐執導的首部長片，講述一對陷入精神困境的男女，在人生最黑暗的時刻相遇，用愛照亮彼此，並相攜面對人生更大挑戰的故事。

封閉的環境裏，愛情被提煉得純粹而詩意，而生活在繼續，現實的考驗也讓電影的現實質感呼之欲出，許多更殘酷的部分深埋在深情的夢想和渴望裏，導演不忍戳破，觀看的人卻很難熟視無睹。

不凡戀人傾心相愛、雙向治癒是故事的外殼，內裏是個體所面對的生命陣痛、孤獨和可能被人低估的堅韌和力量。王子文和尹昉在片中貢獻了極爲深刻的表演，將觀衆帶入到角色命運中。而白客、詠梅、張琪等實力演員以一些“精神受困人羣家人”的角色出現在主角的身邊，作爲最親近的人，他們無意地施加傷害，也同樣承受着難言的痛苦。電影對於生命與社會都有着溫厚悲憫的眼光。

“他們不應該被當作一個事件或者一個羣體去看待，他們應該像我們每一個平凡人一樣，去生活，去愛。”要表現精神受困人羣的情感世界並不容易，導演王沐也儘可能地用鏡頭爲片中的人物包裹起一層帶光暈的鎧甲。

“電影應該做的是靠近，理解，而不是一種旁觀的目光。”王沐在電影上映前一天，爲電影寫下一篇導演闡述。“直到今天，關於這部電影的未來，也變成了正在進行時，我的忐忑，就像我要牽着覺曉戴春走進他們的婚禮殿堂，我是那樣的希望他們能收到賓客的祝福，但又會爲此擔憂，別人會怎樣看待他們倆。”

5月26日，電影《溫柔殼》全國公映。影片上映期間，導演王沐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對話】

愛這個事情，絕對意義上是平等的

澎湃新聞：怎麼會想到做這樣一個題材的愛情故事？爲此作了哪些準備？

王沐：一開始我挺想拍一部不一樣的愛情片。後來因爲一些家裏和身邊朋友的事兒，發現精神受困的人羣，他們身上的那些經歷挺觸動我的。那些經歷會讓我覺得，這纔是一個我心目中最轟轟烈烈的愛情，是很殘酷很極致的浪漫，但又是世界上最美的時刻。

在寫作劇本之前，我也經歷了漫長的邊寫作邊採風的工作。前後去了五家機構，看了幾十本相關的參考書，拜訪了一些心理學家和心理醫生，採訪一些深受情緒問題困擾的朋友，瞭解他們現在的心靈困境，和他們自我剖析產生這種心靈困境的原因。創作的路徑，也隨着這些瞭解的深入，發生着變化。

澎湃新聞：如何走進這些精神受困者的內心世界，一開始在接觸的時候會有壓力嗎？

王沐：最開始的時候當然有一些屏障，因爲過往經驗，比如小時候小區裏有個看着有些“異樣”的大叔，家人總會跟我說要離他遠一點。這樣的屏障讓我好像自然跟他們之間有一些隔閡，但真的接觸之後，我會發現其實他們就跟普通人一樣，有正常的喜怒哀樂，可能有一些地方很敏感，說話時眼神會一直看着你，或者會突然間在某一個時刻沉靜下來了，隨時關閉通話的大門。但有的時候他們也會跟你開玩笑、惡作劇。

可能我們曾經的處境不太一樣，導致我們在事情的處理上步調不太一致，但並不是說這個世界就要去否定他們。當然很重要的幫助來自於一些朋友，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擺脫了這些困境，完全可以正常工作、談戀愛，和他們會聊得會相對更多一點。

澎湃新聞：過去一些影視作品對於這個人羣生活的展現，會有一些“獵奇”的成分，或者試圖探討一些困境。在你的創作裏，對於他們的精神問題和生活的狀態表現到什麼限度，能夠準確展現人物的困境，又避免“奇觀”化？

王沐：我從最開始的時候有想過，是不是要把這個話題做得更大，更社會化，展現他們在社會當中的處境、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和不公。但你接觸更多之後，從素材裏面跳出來，以一個客觀的視點看的時候，我反而發現生活裏大多數時間我們是看不到他們的。

你並不知道他們在哪，他們生活得怎麼樣，那種所謂的我們以爲的“格格不入”，好像也是我們天然對他們的一種區別對待。他們還能談戀愛嗎？他們還能結婚嗎？還能生孩子嗎？所以，在電影裏面，很多生活是以背景的方式去完成的，我不把這個事兒放到一個絕對要去“探討”的位置上，它永遠是在人後面，而不是先行於人物之前。

拍攝上，我會給自己和整個團隊一個界限，你可以看到整個電影大多數都是手持鏡頭，離角色是很近。在我的經驗裏，看了這麼多電影，如果鏡頭離得特別遠，把人物置於具體的環境，就彷彿帶着一種“審視”的眼光，我會覺得不太舒服。有很多紀錄片是這樣的，好像我在“觀看”一個當時發生的事件，他們是一個被觀看的羣體。

而我希望能夠用視聽的方式更進一步地進入到他們的情感世界。我相信他們的情感世界跟我們是不會有差別的，因爲愛這個事情，絕對意義上是平等的。所以當我們選擇讓鏡頭離得更近的時候，是爲了捕捉那場戲的感受。

澎湃新聞：現實中，精神受困者的愛情是什麼樣的？我注意到你有在自述裏寫過從康復中心院長那瞭解到“這裏的人很容易戀愛”，在你的觀察裏，這種容易的原因是什麼？

王沐：是一種同類的惺惺相惜。他們在那裏面，不管經歷的創傷有多麼的不同，看到對方反而更能理解，更知道對方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相濡以沫的感覺會更容易產生。

另外一個在我觀察和調研裏觸動我的點，是這些人羣對愛情的渴求和追尋，是因爲這令他們更像一個完整和正常的人，更像一個具體的普通人。

澎湃新聞：電影裏，好像這些身處困擾中的人在面對很多生活的選擇上時會更勇敢，對待愛情或者生活，他們是不是反而有更純粹的部分？

王沐：之所以看起來純粹是因爲在他們的世界裏失去的東西太多了，也從來沒有被肯定過，當生命當中出現了這樣一個人，能夠體察他過去的痛苦，能關心他所關心的，替他去分擔未來，這就是愛情裏最真切的部分。

按順序拍攝，演員盡情發揮，攝像機靠近捕捉

澎湃新聞：對於演員來說，這部片子的表演是極其消耗精神能量的，在片場大家創作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氛圍？兩位演員怎樣進入他們的狀態？

王沐：整個電影是按順序拍的，這有利於演員和工作人員共同去經歷人物的生命歷程。同時，現場有一個很大的準則，我幾乎不喊開機，也不會打斷，沒有規定這個鏡頭要多少秒，這句話接着的下一句話是什麼。在現場也沒有說做一個很精確的調度，演員必須要怎麼走位，必須要配合我的鏡頭，更多的是希望我們的鏡頭能夠去捕捉他們，我們的場景能夠讓他們很真實地感受到這個世界他們是生活着的。

從一開始我就是讓他們把整場去演完的，當他們真的是在這個情境當中，在這個人物關係裏面的時候，就盡情去感受和展現。雖然最後看起來是一個經過分鏡的電影拍攝方式，但其實每一條表演都是完整貫穿下來的。

澎湃新聞：拍攝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自己被帶入的時候？

王沐：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尹昉和白客在醫院的走廊裏面告別的那場戲——戴河（白客飾演）給他（戴春）錢，說“你能不能當沒有我這個弟弟”。那場戲裏我們強調的是戴河這個角色其實是他的弟弟，但他看起來更“老”，因爲他在世俗當中一直過得很疲憊，反而戴春在福利院裏面被保護得特別天真，但他會說，他們所受的痛苦是一樣的。

那場戲我們所有在監視器前的人都哭了，大家好像突然能夠特別代入戴河的情緒裏去，等到兩三條拍完之後，我到現場跟演員去聊天，才知道拍的時候攝影組的人也在哭，因爲看他們演的時候就好像是真的要分別了。

澎湃新聞：影片中有很多從客觀到主觀世界的切換，如何用鏡頭去表現精神受困人羣的內心世界？做了怎樣的考量與設計？

王沐：最直接的是通過一些朋友的幫助，聽他們講述在情緒很低潮的時候，不受控制的時候，當時的經歷是什麼樣子，能聽到怎麼樣的聲音，看到怎麼樣的畫面。

像戴春的夢境，更像他精神是一個投射，一個男人，面對他要成爲父親這件事情上，肯定會有一種恐慌感。其實留心地看，在他把手錶給覺曉，而覺曉回禮給他說自己懷孕了時候，那一刻他雖然臉上有笑容，但鏡頭背景的光是不斷暗下去的，說明他對突如其來的驚喜是有警惕的，更大程度上他要判斷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夠成爲好父親。所以整個海邊的那一段戲很主觀的，像幻想又像夢境，都在講他跟女兒的相處，都在講他是不是能夠勇敢地幫助他女兒。

澎湃新聞：覺曉懷孕之後，面對戴春的種種狀況，曾經抑鬱過的她，後面的表現一直很穩定，這個人物狀態的變化，會不會擔心後半段兩個人的狀態會差別比較大？

王沐：我個人覺得在一個愛情電影裏面，放到這個片子裏，戴春對覺曉最大的救贖，或者說撫慰，成爲她人生當中美好的存留，恰恰也是因爲前面這30多分鐘看起來有點世外桃源的美好，才能讓覺曉義無反顧一直陪在他身邊拉扯着他。因爲那些美好的東西時刻都會浮現出來去提醒你爲什麼和這個人在一起。

澎湃新聞：白客飾演的弟弟有一段勸說戴春不要孩子的段落，其中你是否還試圖探討一些生育倫理上的話題，比如有精神問題的人甚至還可能遺傳的人，該不該要孩子？

王沐：這其實是一個誤解，戴春的精神問題並不會遺傳。白客飾演的角色代表着我們絕大多數人對這些人羣的誤解，包括電影上映之後肯定會有這樣的聲音，說他們爲什麼要生孩子，他們就不該生孩子。但這是很多“正常人”一直陷入的誤區。我並沒有想要去討論更深的倫理問題，我只是想講這樣兩個人的經歷，如果要再討論更多，我會發現沒有空間。

澎湃新聞：有注意到在做這個片子的過程當中，你自己生活狀態發生了變化，有了孩子，這個經歷是你讓這個故事在取捨上面變得更“溫柔”的原因嗎？

王沐：對，這個經歷還挺重要的，我的小孩是20年3月底出生的，那段時間只有一個親屬可以進產房，我的妻子經歷了艱難的生產過程，十幾個小時動都不能動一下。當我孩子出生，大夫讓我去剪臍帶的時候，我感受到這個事情是這麼的神聖，讓人對生命產生了奇妙的感受。

這個世界的生命力和延續給了我很多新的視角，於是到開機前劇本有了一個蠻大的調整，從結局的走向以及畫面上的質感上，我都希望更加去祝福這樣一對勇敢的愛人。

項目中間過去了三年，過去三年變化都特別大，我現在的思維方式和觀察世界的結果好像跟最初寫劇本的時候完全不一樣。現在的我特別希望電影是能夠撫慰人的。

澎湃新聞：從編劇到導演，之前的經驗帶來怎樣的幫助？覺得最煎熬和最受益的階段分別是什麼時候？

王沐：好多編劇的工作是在案頭上去完成的，之後交給導演，再去跟演員碰撞，又經過剪輯的過程，幾度創作下來，編劇反而成了離電影最遠的一個人。雖然有的時候會說“一劇之本”什麼的，但真幹起來了發現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所以要儘可能從自己編劇的身份裏面跳出來，不要被文本所束縛。

現場不斷的修改和調整，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這次拍電影最受益的部分，面對具體的演員，去塑造一個具體角色的時候，我能更直接地感受到磁場和情緒。

最煎熬的地方其實到現在也依然持續着，大概是想要找到所謂的電影當中文藝屬性和商業訴求上的平衡。它不是一個純粹的藝術片，要進電影博物館或者美術館的一個影像作品，它是一個希望能夠達到更多觀衆的故事，講相對普世的情感，只不過這兩個人他們的經歷不太一樣的，應該要用一些稍微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它。怎麼找到平衡點，讓普通觀衆也覺得是友好的，是我到今天都在思考和在反省的一件事情。

澎湃新聞：你是怎麼走上電影創作這條路的，未來希望成爲一個什麼樣的導演？

王沐：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之前寫專欄、寫影評，也寫戲劇。以前寫劇本也不算是特別類型化的片子。編劇做得久了也會想嘗試，就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夠做導演。

對我來說，現在去談要成爲一個什麼樣的導演，好像爲時過早，可能自己會比較明確的是，我對這個世界最大的感動還是來自於現實，後面肯定還是想拍一些現實題材，可能會用一些更商業片敘事的方法，但還是堅持自己看到的真相。

以後也未必說我就一定要做個導演，我覺得這個時代還是別把自己定義在一個很框定的身份裏。

澎湃新聞：這個項目一路從創投到成片拿獎的成績都很不錯，但真的上映之後，排片和票房，會和之前的預期有落差嗎？

王沐：我不能說自己完全不在乎成績，當下你坐在那聽到臺上的嘉賓喊你的名字，肯定會激動，肯定會有很大的得失心和企圖心。

但我也覺得它沒有多麼必然，還是有運氣好的成分。

最近我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我有一顆智齒，今年一直在疼，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要疼兩三天，疼的時候是不能拔牙的，但人又有一種惰性和僥倖心理，一旦好了，就不想管它了。

電影上映前不久，我又疼了一次，那時候下定決心回北京一定要拔牙，因爲當時特別擔心這部電影的上映會讓我更加焦慮，繼而引發疼痛，但是到今天這顆牙還沒疼，我覺得身體也許是最誠實的，可能你對這個事情的壓力和企圖心已經過去了。

之前在試片階段，我們找了各個行業的觀衆來看他們的想法。當時我已經意識到了，它不是一種通俗的情感，這個過程理解上可能是有障礙的。所以之後可能在面對類似的題材，我還需要尋找更恰當的一個方式。我不想說更通俗的是不是就是更好的方式，可能我離這個人羣太近了，有時候會沒有辦法更客觀或者更戲劇性去寫它，但後續的創作裏面，一個更商業性的創作理念去完成想要的表達是我會想要努力的方向。因爲我始終覺得抵達更多的觀衆，讓更多人明白你要傳遞的那個東西，這個比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