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極寒之城》全國公映。電影把故事背景放在了1945年的哈爾濱，彼時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駐，當地的黑幫和山匪開始忙着重新劃分地盤。魚龍混雜的世道之上，“獨行殺手”小顧在行走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他曾在反法西斯戰場上出生入死，如今卻揹負着戰友一家三十七口被濱城黑幫殺戮殆盡的血海深仇，回來復仇。
《極寒之城》的編劇、導演楊楓，在當下中國電影版圖裏極難被框定。廣電系統出身的他，卻懷揣着一個老派的電影夢。2021年由他執導的《鐵道英雄》橫空出世，電影翻拍自紅色經典，卻體現出更大的氣象格局與高度風格化的影調風格。
說起來，2018年就拍竣的《極寒之城》，纔是楊楓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大銀幕處女作。他爲之籌備、拍攝了五年，又捱過了三年大疫的雪藏……
一如《鐵道英雄》中對舊時代工業質感的考究，《極寒之城》特別像一列拉着汽笛，冒着熱騰騰的蒸汽，從時光深處駛來的雪國列車——蒸汽機車的意象在電影中反覆出現，帶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好萊塢經典警匪黑幫片的包漿，又踏踏實實落地在1945年哈爾濱的政治真空中。
“這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類型電影。楊楓有着特別強烈的視覺構建能力，這在國內導演中並不多見。此次由視覺組成的劇情節奏也非常完滿，可以拿它同世界上同類的優秀類型片比較，不容易。”《極寒之城》北京首映禮上，知名導演、監製黃建新映後發表感言時，連用了兩個“不容易”。“在這個孤膽英雄的故事裏，夏雨挑起了這個角色，不容易。”
16歲進組拍攝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17歲憑藉片中飾演馬小軍一角拿到威尼斯電影節“影帝”，今年恰好是演員夏雨從影三十週年。他也是楊楓在寫好《極寒之城》劇本後，第一個聯繫並確立下來絕對的男一號。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心直口快的夏雨自言，並不是過往每一部自己演過的電影都可以被稱作“作品”，“《極寒之城》在我目前的演藝生涯中，肯定是比較重要的一部。”
【對話】
能一口氣讀完的劇本，八成就想演
澎湃新聞：
我注意到楊楓導演是濟南人，你是青島人，是以此次合作可謂“齊魯之約”，請介紹下最初兩位是怎麼結緣認識的，楊楓導演身上的哪些特質令你感興趣並促成了此次合作？
夏雨：
我和楊楓導演認識了二十多年了。當年我在中戲讀書的時候，他還是山東電視臺國際部的導演，來到學校給我做一個類似人物傳記的紀錄片，我倆就認識了。一聊天還特別投機，因爲他是一個純粹的電影愛好者，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後來他來北京發展，我還是經常去他的公司一起喝茶、看電影。老楊那兒簡直是個“片庫”，什麼樣的老片子他都有收藏，閱片量比我還大，看完一部我們就在一起討論，經常會擦出些火花。
我知道他一直以來都有個電影夢，而且天蠍座男人較真兒，沒有充分的準備，他是不會出手的。這部《極寒之城》2018年開拍，但他至少準備了十年，劇本摳得特別細。前年《鐵道英雄》公映後，在業內就是個驚喜，其實這部《極寒之城》纔是他的大銀幕處女作。
澎湃新聞：
第一次拿到《極寒之城》的劇本，小顧這個角色哪一點最打動你？
夏雨：
老楊把劇本給我後，我看得很興奮，完全是一口氣看完的。我接角色的標準就是這個劇本能不能讓自己一口氣看完？如果能，我八成就想演。之後就是不停的電話溝通，我們一起把小顧的臺詞做了一定的刪減，片中是靠角色的行動來推動劇情的，情節非常緊湊，小顧不需要有太多的臺詞，而是要靠表演來呈現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
澎湃新聞：
小顧這個殺手形象令我想到了阿蘭·德龍早年出演的《獨行殺手》，我想任何一位硬派男演員心中，都會有一個大銀幕上的“殺手夢”。
夏雨：
就我而言，起初並不支持片中小顧的復仇行爲，因爲以暴制暴是個循環的死扣，也註定了他最後的毀滅。電影臺詞裏有句話，“當今世上爲何惡人猖獗？皆因世人怯懦，想要獨善其身。”這是整部電影的“戲眼”，後來也說服了我——按照劇情設置，小顧本身上過蘇聯軍校，參加過衛國戰爭，在那樣一個世道，揹負着戰友一家滅門的大仇，他只能做這樣的選擇。
人性裏惡和善的兩面，在那樣一個地方政權的真空期會得到極大的放大，這種情況下怎麼才能讓社會回到一個美好的狀態？就需要有人像醫生給患者治病一樣，該給藥給藥，該下刀下刀。電影中的槍客老焦（金士傑飾）、報社主編路進（焦剛飾）和小顧可以說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義士合夥人”，他們有一種大丈夫的擔當，這是我們後來統一的方向。
澎湃新聞：
怎麼看待片中小顧和文秀的感情戲？
夏雨：
小顧這個殺手，或者說槍客，我沒有在片中過多展現他殺戮的快感或者說快意，所有的替天行道都是在一種冷靜但不是冷血的氛圍裏，他不得不完成的，甚至很多時候他是被動的，雖然這個局是他設的。他早就抱定了殺身成仁的態度和決心，這也是爲什麼他在感情上一直要和文秀保持距離。
這次搭戲的感覺就兩個字，絲滑
澎湃新聞：
《極寒之城》這部電影，讓我想到很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好萊塢的經典黑幫片，就像導演此次把故事放在了1945年的哈爾濱，影調似乎也是在向過往致敬。
夏雨：
這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如你所說，我覺得老楊是喜歡老電影的，他從中有自己的汲取，也有他個人風格的融匯，包括他拍的《鐵道英雄》也是這樣的風格。在我看來，電影沒有老的或者新的概念，只有好看的電影和不好看的電影之別。只要能夠打動你，能夠調動你的真情實感，這樣的電影就是好電影。
澎湃新聞：
《極寒之城》開場戲就是你和金士傑飾演的老焦生死相托，令人想到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與樊於期，如何演繹一場看似波瀾不驚又殺機四伏的見面，回憶下拍攝時的情形？
夏雨：
那場戲其實是最後拍的，導演很想讓金士傑老師來演老焦這個角色，而這場戲又是一個比較能夠單獨拿出來的段落。我們是在2018年殺青之後，在2019年等到金老師的檔期，才單獨專門來拍這場戲。看成片實際上分拆成了三個段落，貫穿了電影的首尾，就像是一條串珠子的金線。
金老師的演技我覺得就不用多說了，他是一個非常善於變化的演員，他可以是《繡春刀》裏瘋瘋癲癲的太監，到另一部戲裏又是一位慈愛的父親，演什麼角色都能夠讓人信服。我們倆這場戲，就是聊天中的殺機四伏和會意後的肝膽相照、惺惺相惜。就像是他手裏的炮兵魯格和我手裏的M1911（兩種軍用制式手槍），軍迷朋友一看就是槍如其人。實際上老焦可以說是小顧的導師，他本來是懷揣私心報仇來的，但在這一面之後他變成了一名義士，接過了老焦的槍。
澎湃新聞：
《極寒之城》中匯聚了中國臺灣多位實力派老演員加盟，高捷飾演的老苟、李立羣飾演的奎叔、張國柱飾演的李桓，片中你同他們都有對手戲。介紹下片場的交流和拍攝情況。
夏雨：
你提到的這些演員，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都是演技派。所以搭戲的感覺，我覺得就是兩個字，絲滑。他們都是很懂行的演員，懂行的演員在一起演戲，其實就是相互搭橋。現在市面上總喜歡用“飆戲”這個詞，一提到“飆”，好像就得搶戲，就得較勁，實際上表演是互相給予的過程，是彼此見招拆招。這就像是彈琴，陰來陽和、陽來陰和。對方聲兒大了，你就小點聲；對方調太正，你就“走”點調兒。我很享受這次拍攝的過程。
澎湃新聞：
片中你有多場動作戲，談談這次的動作設計和體能準備。
夏雨：
這幾年我拍了挺多的動作戲，像是《古董局中局》《尋龍訣》《莫斯科行動》，這裏面都有動作戲，但像《極寒之城》這樣從頭打到尾，這麼大的動作量還真是有點喫不消。受傷是肯定的，沒法避免，我也就天天回去喝三七粉唄，活血化瘀止痛（笑）。
這些年每部戲我都是在去嘗試，每部戲也都會受點傷，就是在不斷地學習，記住那些招數，怎麼打配合、怎麼做反應？這些都是要學習的。
說來也是無奈，我年輕的時候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類型片，當時類型片也少，倒是想演一些硬漢類型的電影，但拍的更多的還是生活劇。到現在這個歲數，體能沒那麼強了，反而是動作戲越拍越多。
覺醒之後，纔會有痛感，纔不會麻木
澎湃新聞：
《極寒之城》今年上映，之於你也有着非凡的意義。看着小顧在銀幕上衝殺，我不禁會想起馬小軍當年在父母的臥室抽出軍刺，在《國際歌》的伴奏下去茬架……冥冥之中似有天定，小顧某種意義上是不是可以視作“長大了”的馬小軍？
夏雨：
出演《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我還不是一個職業演員，機緣巧合接到了馬小軍這個角色。現在我已經變成了職業演員，人生的閱歷也有了一些，認知上肯定也會發生很多變化。對於演員來說，最想演的就是那種複雜的、多面的角色，《極寒之城》裏小顧這個角色恰好就有這個容量。他本身是一個好人，但是在裏面要“演”一個打入黑幫的壞人，在黑幫裏比誰都狠，要讓真正的壞人都怕他，同時他對感情又是很細膩。這就讓人物立體了起來。
拍了這麼多年戲，我覺得演員演戲更多的是在表達對人生的思考，對人性的一種探討。我演的角色不代表我是這樣的人，或者我認同這樣的行爲，我只是去詮釋而已。電影作品也是如此，讓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人生百態，從而產生更深層次的思考，可以對自己有一種自省和內觀。
澎湃新聞：
數年前，我們曾經做過採訪，聊起16歲便摘得威尼斯電影節影帝，你當時有一句話令我印象很深，“當你早早地就爬上山巔，下一步向何處走？怎麼走都是下山路。”我很欽佩你的坦誠，那麼《極寒之城》是你近年來不多的一部主演影片，如何看待它在個人演藝道路上的定位？
夏雨：
《極寒之城》在我目前的演藝生涯中，肯定是比較重要的一部作品。演員其實是比較被動的，不是說我所有演過的戲都可以被稱之爲“作品”，我已經演了幾十部戲了，方方面面的原因，有些是我確實想演，有些則不是。
我覺得所謂“作品”，作爲演員他不像是畫家或者作家，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他的作品，電影是大家合作的產物，往往要傾注幾百甚至上千人的努力，大家齊心協力勁兒往一處使，拍出來的電影纔可能是一個作品。
澎湃新聞：
近些年關於你的新聞，除了拍戲和極限運動，你也在個人社交平臺上展示了自己的畫作和書法。2020年，庚子年夏月，你畫了一幅蟬，黑白水墨的畫紙上除了一隻蟬的成蟲，還有一隻蟬蛻，能回憶下畫這幅畫時的心境和構思嗎？
夏雨：
人吧，什麼時候幹什麼時候的事兒，什麼歲數幹什麼歲數的事兒。我爸算是一名職業畫家，從小也同他學過畫，只是後來沒有走這條路而已，但我從小就喜歡畫畫。之前是靜不下來，沒有心境撿起畫筆，到了我現在這個歲數，能夠坐得住了，就又想找回了小時候畫畫的感覺。
至於爲什麼要去畫蟬？蟬在中國有很多寓意。佛教裏，蟬就是“禪”。我們去看五代十國佛像的頭頂，上面很多都會落一隻蟬，其實是開悟的象徵。蟬代表了開悟、覺醒和蛻變。它之前在一隻爬蟲的階段，可能永遠不知道自己能長出翅膀，待到有一天破殼而出，可以天南海北四處飛翔，獲得一種大自在，這就是開悟。人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覺悟的話，你可能一輩子就是一隻爬蟲，覺悟的時候長出了翅膀，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
回到你剛纔回憶我當年的那句話。我認爲包括“覺”這個字，本身也代表了兩層意思：一個是睡覺的“覺”，一個是覺悟的覺。我在畫那幅畫的時候，就想到了這層寓意，覺得人不能總是昏昏沉沉地過日子。人必須要覺醒，只有覺醒之後，你纔會有痛感，纔不會麻木。
澎湃新聞：
這幅《蟬》是你在疫情開始那年畫的，經過大疫三年，電影這個行業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作爲一名資深從業者，最後能否展開講講你的觀察和思考？
夏雨：
電影發展到今天已經100多年了，不可能一成不變。2000年，我出演的電影《西洋鏡》，再現的就是中國第一批電影人的生活，他們怎麼拍出來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那時候電影還被咱們稱爲“西洋鏡”呢。現而今，互聯網大潮下流媒體出現了，尤其是這兩年人工智能的衝擊，編劇、演員、導演包括服化道這些行業都在變。所以電影將來會怎麼樣，這個還真不好說。無物不成無物不毀，它可能會走到一個盡頭，但這個盡頭也許是既有形態的“盡頭”，它更有可能會換一種形式繼續存在。
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回到電影的本質，它是聲光電的結合，是把文學、舞臺、美術、音樂等藝術門類整合在一起的藝術。它應該成爲一種“表達”，而不僅僅是個娛樂，如果拍電影就是追求個樂子，那無外乎只是一種外在形式的改變，而現在能夠給公衆提供娛樂的形式太多了。
所以說一千道一萬，還是要回到電影的內容本身，如果不能把內核做好，電影的未來一定會被取代。作爲演員，我沒有什麼其他想法，就是把演戲這份內的事做好。只要還能演戲，我就會一直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