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資本的錢從“熱”變“冷”，從“快”變“慢”的時候，當投資人越來越理性的時候，當流媒體越來越侵佔電影院地盤的時候，觀衆的口味越來越難以“調和”的時候，當下的中國電影，無論藝術創作者還是市場弄潮兒，將如何應對？

對於中國電影的製片人們來說，憑藉一個創意、一個梗概，甚至只是口頭的一兩句話就能要來投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對於中國電影藝術創作者來說，少花錢長創意多辦事的時代悄然來臨；對於中國電影院線來說，大成本大投資就等於高票房的時代也在面臨着考驗。

是要悲觀地放棄，還是要樂觀地堅持；是要完全地跟着市場走，還是保持着所謂的藝術家的孤傲。參與二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中國電影人們，似乎都關注於尋找一個理由：讓觀衆回到影院的理由。

日前，上海電影節金爵論壇之中小成本影片創新發展之路論壇舉行，《2023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和《2023中國電影藝術報告》隨之發佈，多位嘉賓也分享了各自在中小成本影片創作、投資等方面的經驗。在他們看來，無論成本高低，都要創作出好的故事、人物，這樣才能把觀衆請回電影院，培育出成熟的觀影市場。

重新建立觀影習慣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影協理論評論委員會會長尹鴻解讀了《2023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2023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他認爲中小成本影片要格外注意創作的極致性，“一部中小成本電影，無論是形式、題材、敘述方法還是表演，一定要有極致性，這樣人們纔會花錢到電影院看你的電影。你要給觀衆創造一個看電影的理由，給觀衆提供替代不了的‘影院性’”。

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北京電影發行分公司經理、中影數字電影發展（北京）有限公司經理張大勇也表示，要助推中小成本電影，全行業都要伸出援手，“我們要重新建立起觀影習慣，建立電影和觀衆的橋樑。”

如何才能進一步幫助中小成本影片打開市場？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編劇、監製杜慶春強調，中小成本電影是讓電影市場多元化的前提，但不應該將成本等同於類型並因此限制創作，“中小成本只是預算概念，不應該混淆成類型。中小成本影片中也有純粹的商業片、藝術片。”

空間裝修 青年導演遇到的問題

即便有行業上下游的支持，但在具體拍攝環節，成本問題依然讓很多初執導筒的電影人感到困擾。低成本會多大程度限制創意發揮？有沒有破題之法？

從十多年前楊慶的《夜·店》，到後來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邵藝輝的《愛情神話》，徐崢多次牽手新人導演。在他看來，無論成本高低，“有才華的導演，一定有辦法在規劃內給你驚喜。”他說，不同預算有不同的困難，關鍵在於導演們怎麼在限定條件下展示才華、完成工作。他以“空間裝修”比喻青年導演們遇到的問題，“你希望所有的東西都包裝成羅馬柱的樣子，但沒這個條件的時候，你反而會仔細考量：我到底要住在什麼樣的空間？什麼樣的空間才適合我？最終，你可能只用很少的錢裝修出了很獨特的空間。”

在其他方面付出成本

作爲導演、編劇、演員，李非合作了包括姜文、葛優、範偉等衆多圈內前輩，也一直在探索中小成本影片的創作。他同樣認爲，在得不到更多投資的情況下，創作者不妨在其他方面“付出成本”，“你真的需要付出時間成本、思考成本、學習成本，在這類‘成本’上做到‘大’而‘深’，說不定能給作品帶來更好的結果。”他同時鼓勵青年演員不要害怕和前輩們合作，“不管是演、寫、拍還是製作，一顆真心足矣。創作的分歧爭議，往往是最容易解決的——實際上大家經過討論，肯定會得出一個公認的最好的方案。”

人物

陳可辛：順“市”而變，但是有原則與底線的

日前，第二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迎來首位大師——導演、監製陳可辛。在將近四十年的電影生涯中，陳可辛執導了17部作品，監製了近40部作品。在現場，陳可辛暢談了自己與電影的緣分，陳可辛說自己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在他眼中，人生必然會碰到很多煩惱，但樂觀在於當下，當人樂觀時，當下便是快樂的。至於最終的結果如何？“你就想象結果是最好的，因爲起碼你把當下賺了，這就是我人生的態度，拍電影的態度。”

“只能拍問題能被解決的”

陳可辛與父親的關係非常好，父親對兒子的希望是“千萬不要碰電影”，要做一份舒服點的工作。考大學時，陳可辛遵父命填報了當時熱門的酒店管理專業，但一個學期之後，他還是轉到了電影專業。

溫暖的家庭關係，尤其是與父親的關係，讓陳可辛哪怕在見識了現實社會的“殘酷”之後，依然保持着樂觀而光明的信念，這點也直接反映到了他的創作當中。“我可以活在很殘酷、很困難的境遇裏面，但我有很溫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會更好。最近大家常講一個詞‘溫暖寫實主義’，我是特別相信這個‘溫暖寫實主義’的，因爲我就是這樣的人。”

在電影《甜蜜蜜》中，李翹和黎小軍在香港相遇、相愛後分手，幾年後又在紐約街頭意外重逢，真實世界裏的情侶，會有這樣的幸運嗎？陳可辛坦言，自己的電影經常會遊離在“現實”“殘酷”和“溫暖”“樂觀”兩種相對立的情緒當中。“我相信，那些血淋淋現實背後的問題都是可以被解決的，所以我只能拍問題能被解決的這種結局。”

嚮往拍5集、8集體量短劇

否認《甜蜜蜜》中的主人公久別重逢是“向商業妥協”後，陳可辛也回憶了拍攝這部影片的過往。當年，《金枝玉葉》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公司卻瀕臨倒閉，而另一家大公司開出的收購條件是，必須要拍《金枝玉葉》的續集。陳可辛答應了這個完全不在計劃當中的續集，同時提出拍一部相對續集而言比較文藝的小電影，那就是《甜蜜蜜》。“我先拍《甜蜜蜜》，因爲我怕拍了《金枝玉葉2》之後他不給我拍《甜蜜蜜》了。”

陳可辛說，《甜蜜蜜》是自己拍得最舒服、最自由的一部戲。“一部好電影真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要碰到最好的團隊、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當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導演要非常堅持自己的信念，但是，堅持信念的過程中，總會有人不停地打擊你，從投資方到演員、明星，每個人來都會有自己的要求，每個人來都可能把你帶偏。導演就是一個把所有人‘碼’在一起去創作、去做選擇的人。”

《甜蜜蜜》之後，陳可辛又拍了《如果·愛》，以及《投名狀》《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奪冠》等題材更爲多樣的影片。“現在流媒體已經在改變了，可以用十幾個小時的篇幅講故事，但電影只有兩個小時，是受限的。”他說，自己有時候也想改變，甚至“嚮往拍5集、8集這種體量的短劇”。

順應市場“變”與“不變”

陳可辛似乎在“變”，但他又在這些作品中堅持了很多的“不變”。“我一直都是很有危機意識的，所以我一直順着市場當時的要求去改變。”但陳可辛堅持，改變並非沒有原則和底線，“你要堅持自己那些‘說什麼都不會改變’的部分，因爲一改變，那個電影就不會好看了。相比一部不賣座的電影，口碑不好更傷導演，因爲觀衆會記住一輩子的。”

陳可辛希望，創作者們能立足中國找到好題材，“中國有很多的好故事，很多故事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共情的，那爲什麼不去拍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國故事呢？我覺得應該把中國的故事，拍到全世界都要看（的程度）。我們不要拍一些爲了討好他們的、固定的中國形象的東西，這樣的話沒有進步。而且，這是一個可以改變的事情。中國的市場也很大，能夠給你這樣的資源。”

拍明星“是一門功課”

在被問及“選擇演員看中哪些指標”時，陳可辛的回答非常誠實——首先當然要有明星。“因爲沒有明星就沒有投資，沒有投資就沒有電影。”對於選用明星，他從不諱言。

不過他也認爲拍明星“是一門功課”，要找到明星的特點，拍出別人沒有拍過的那一面纔行。從《金枝玉葉》中的張國榮、劉嘉玲、袁詠儀，到《甜蜜蜜》中的黎明、張曼玉，再到《如果·愛》中的金城武、周迅，衆多明星都在陳可辛的光影世界裏熠熠生輝，給觀衆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這可能正是源於陳可辛選角的第二項指標：無論是男演員還是女演員，必須要“脆弱”。無論這位演員飾演的角色有多堅強、多強悍，陳可辛也要求在演員的表演中，讓觀衆看到這個人物脆弱的一面。“因爲再強的人也有脆弱的時候。”

如何發掘出每個明星、每個角色身上的“脆弱”點？陳可辛表示，作爲導演，自己在情感表達上可能是有一點天賦的。雖然年過花甲，但依然保持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天真和感性。“我一輩子都這樣，我仍覺得自己是少年。很多東西我都不懂，也沒有經驗，但我就很喜歡那個感覺。我的弱項就是技術，我對技術完全沒有興趣，技術包括特效、動作、炫技巧的鏡頭。但好在，我還有一點優點，我覺得我的審美還是不錯的。”

本組文/本報記者 肖揚

統籌/滿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