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博物館裏的二戰記憶”系列報道第四期，聚焦於二戰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博物館裏的二戰文物。在四家博物館中，美國的文件運輸箱、蘇聯的“勒死希特勒”海報、日軍炮製的欺騙政治漫畫及中國假鈔等文物，似乎都在無聲地拷問：戰敗國反思幾何？

軍綠文件箱見證紐倫堡審判

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間，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在德國紐倫堡設立了國際軍事法庭，並對二戰中臭名昭著的納粹德國主要戰犯進行了審判，史稱“紐倫堡審判”。如今，審判發生地紐倫堡司法宮的600號大廳已作爲紐倫堡審判紀念館向公衆開放。《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近日前往審判原址，從展品中瞭解那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紀念館一層的600號大廳，曾審判過主要戰犯、納粹醫生、律師及各種團體等。記者看到，儘管當年爲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增建的旁聽席等設施已被拆除，但通過影像和學者的解說，仍能感受到當年緊張又莊重的氛圍。紀念館二層是有關紐倫堡審判的文獻資料展覽，展示了涵蓋納粹德國罪行、國際軍事法庭設立、主要戰犯量刑等內容。

在這些展品中，一個軍綠色的箱子尤其引人注目。這是美國陸軍的證據文件運輸箱，箱子上面寫着“美國馬里蘭州學院公園市國家檔案館，238 NT 195”等字樣。箱底還標註了寄件人和收件人等信息，以便更精確地識別物品。裏面曾裝有納粹德國戰時文件，不過由於審判需要及檔案陳列等原因，箱子裏的文件早已清空。

戰爭期間，納粹德國的許多政府部門以及納粹黨的辦公室都將他們的文件和記錄轉移到了城堡、莊園以及隧道礦井等能避開盟軍轟炸的地點。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納粹德國許多機構企圖通過銷燬文件，抹去犯罪痕跡。與此同時，美國陸軍的情報和反情報部門已開始在前線後方搜尋這些文件，並將其送至中央收集點。二戰結束後，這些裝着文件的木箱被送交至紐倫堡軍事法庭總祕書處。

“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主要戰犯的審判都是基於證據。”紐倫堡二戰歷史學者卡特亞·舒菲爾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爲此盟軍收集了許多納粹德國當時的法律法規、演講、會議記錄和官方聲明等文件。在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程序中，由盟國政治和法律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對這些繳獲的文件進行評估。這些文件被編入索引、轉錄、翻譯，並根據計劃審判的事實標準分組。舒菲爾表示，紐倫堡審判是歷史上首次在戰爭結束後將對戰爭負有主要責任的人送上法庭。紐倫堡因此成爲國際刑法的符號，爲國際法庭提供了許多可借鑑的理念。

“勒死希特勒”海報激發民衆鬥志

德國紀念二戰結束80週年的活動於今年4月中旬陸續開始。在今年的紀念活動中，以收藏納粹與蘇聯的戰役物品而聞名的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備受矚目。博物館坐落於柏林東部的住宅區，且有直達巴士。《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從市中心到博物館花了近一個小時。

博物館位於一座建於20世紀30年代的別墅中。最初是德國國防軍陸軍先鋒學校軍官食堂。博物館的核心部分——投降大廳則位於一樓，這裏至今仍維持着當年的模樣。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國國防軍最高領導層在蘇聯軍事指揮官的見證下籤署了無條件投降書，歐洲戰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正式結束。

博物館常設展覽的重點是反映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蘇聯發動戰役的相關文物。收藏文物包括日記摘錄、照片、藝術品、報紙和衣物。給記者印象最深的是蘇聯藝術家創作的對抗納粹德國的海報。尤其是一張被觀衆命名爲“勒死希特勒”的海報。這張海報由庫普里亞諾夫、克雷洛夫和索科洛夫三位蘇聯畫家於二戰期間創作。海報中間的希特勒被3個同盟國的手用交纏的白布勒住脖子：一邊是蘇聯的手，另一邊是美國和英國。海報中，希特勒站在平民受害者的血泊中。希特勒的敵人形象通過視覺元素得到進一步強化：他用手槍瞄準平民受害者，他的鞋子沾滿了他們的鮮血。下方還有受損的德國坦克殘骸。海報頂部紅色背景上用俄語寫着：“我們將切斷邪惡敵人的一切道路，讓他們掉入陷阱，無法逃脫。”海報中，在用來絞殺希特勒的白布上，還用俄語寫着：蘇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協議。

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館長約爾格·莫雷表示，這些海報雖小，但在二戰中，發揮了很重要的影響力。它們激發了民衆的鬥爭意志，並團結了國際力量。

莫雷還向《環球時報》特約記者介紹，博物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在十月革命50週年之際，博物館曾以“歷史紀念地——德國蘇聯武裝力量博物館”的名稱成立，旨在在歷史遺址上打造一個紀念蘇聯紅軍英勇事蹟的空間。柏林牆倒塌後，博物館以新名字“德俄博物館”於1995年向公衆開放，又在今年改名爲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

一張漫畫，揭露日軍欺騙宣傳

在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館藏中有一張侵華日軍在中國使用的欺騙性政治漫畫宣傳單。圖中左部是被污衊爲“赤賊”、畫成怪獸模樣的工農紅軍以及軍閥，文字和畫面顯示，中國民衆跟着他們走就會被踩在腳下受壓迫和奴役，走向自滅；而右邊則是舉槍對峙的日軍，背景文字和畫面顯示，中國民衆跟着日軍走則會享福——穀物長得比人高，農民趕着載滿糧食的驢子走着。

這張充滿了欺詐和諷刺意味的傳單，是當時日軍制作的用來哄騙中國百姓的宣傳手段之一。事實上，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實施了大量欺騙性政治宣傳，爲其侵略行爲辯護掩蓋，並誤導國際輿論與中國人民。他們將侵略行爲宣傳爲“大東亞共榮圈”“日滿華親善”，並嚴格控制新聞報道，對日本國內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的同時，對外抹黑中國形象，爲其侵略行徑製造藉口。除了通過飛機在中國城市上空散播傳單，戰爭期間日軍還大量擺拍“中日親善”照片，宣稱佔領區人民“安居樂業”。

如今這些欺騙行徑已遭到歷史的揭露和審判。“我相信只有正視歷史真相，瞭解戰爭殘酷，才能迎來真正和平。所以我想通過這樣一份被（日軍）捏造的歷史來告訴大家真實的情況。”這是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工作人員對這一展品給出的一段“推薦語”。

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是一座建在大學校園內，以反省戰爭、呼喚和平爲宗旨的博物館，致力於展示日本二戰期間侵略歷史、殖民統治，並關注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例如其常設展覽中展示了日本從1931年策劃“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全面侵華，再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戰爭，直至戰敗投降的經過，承認日軍“對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肆虐侵略，在戰場上殺害俘虜及民衆，對抵抗地區實行毀滅性作戰”。館內陳列731部隊罪行、南京大屠殺等史實資料，還曾舉辦揭露731部隊罪行的“醫學犯罪展”特展。該館還通過展出日軍老兵日記、軍用地圖等實物揭露其戰爭罪行。許多日本中小學生通過參觀，第一次瞭解到教科書上語焉不詳的日本侵略歷史，甚至學生參觀後感慨“歷史原來是這樣”。

不得不承認的是，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每年參觀人數雖有4萬多人，但仍低於主要展示日本“受害者”視角的長崎原爆資料館，更遠不及每年參拜人數達數百萬、宣揚軍國主義史觀的靖國神社，這也充分反映了日本社會在歷史問題認識上存在分歧的現實。

拾圓假鈔，日軍對華經濟戰的鐵證

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除了燒殺搶掠外，還策劃發動了規模龐大的對華經濟戰，旨在摧毀中國經濟體系，爲日本軍事侵略服務。其工具之一就是僞造當時中國交通銀行發行的法幣的假鈔，一些假鈔現館藏在日本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

該館位於明治大學內，這裏曾是二戰時期日本陸軍祕密研究所——“登戶研究所”所在地。登戶研究所是二戰時期日本陸軍爲實施“祕密戰”而設立的重要研究機構，其研究內容多涉及當時鮮爲人知的領域，比如與731部隊密切相關的生化武器。祕密戰中重要一項就是僞造中國紙幣，擾亂中國經濟。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日本便由國家最高層面策劃、多個政軍機構協同實施了這項系統性國家犯罪。作爲核心策劃者，當時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第九技術研究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並僞造他國貨幣、郵票、證件等。1939年該研究所第三科成立，專門研究僞造中國國民政府法幣。該科負責各種技術攻關，解決仿製紙張、油墨、印版等防僞技術難題，甚至專門派人到中國蒐集真幣進行研究。

這些假幣在中國被用來支付軍餉，也支付給漢奸傀儡政權、僞軍以及爲其服務的中國勞工，由此讓假幣直接進入流通領域。同時假幣還被用來套購戰略物資，通過特務、漢奸和商人在國統區和抗日根據地大量搶購糧食、棉花、鎢礦、桐油等重要物資。不僅加劇了中國物資短缺，也讓假幣大量流入了市場。此外，日軍還利用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黑市，用假幣兌換真幣進行黑幣生意，發放貸款，從而促使假幣流通。因此，日本的對華假幣政策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系統性的金融戰爭。它遠不只是簡單的“造假”，而是與軍事行動相輔相成，旨在從根本上滅亡中國的“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場經濟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不僅在當時重創了中國經濟，其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也持續影響了戰後的中國社會。

面對這些歷史鐵證，資料館前豎立着的牌子點明瞭其設立的宗旨，“我們有必要去正視戰爭的陰暗面，冷靜地向後代講述戰爭的本質並展現戰前日軍所從事的諸多活動的一角。”不少日本民衆在資料館留言本上寫下了“應更好反省歷史”的感悟。

【環球時報駐德國、日本特約記者 青木 王景賢 潘小多 環球時報記者 劉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