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核軍控條約失效,美俄能達成“更好的協議”嗎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張曉東 李迅典】編者的話:2月5日,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沒有舉行任何續約儀式,就這樣,兩國唯一的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沉默中走向失效。核軍備競賽或許是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具毀滅潛能的標誌性事件。在數十年的博弈中,美蘇一邊激烈競爭,一邊管理對抗,以防止核戰爭失控爆發。而當下,核軍控條約失效讓國際社會普遍擔憂,核軍備競賽的幽靈恐將再度浮現。作爲首個擁核國家,美國曾將“先發優勢”轉化爲全方位的紅利,幾十年來深度主導核軍控規則。如今,美國聲稱要與俄羅斯達成所謂“更好的協議”,背後實則藏着深層政治算計。

條約在失效前已淪爲“法律空殼”

“曾經聯結兩個核大國的鏈條被切斷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冷戰時代最後一道安全屏障,如今已成爲歷史。”俄媒“life.ru”2月6日刊文這樣說。2010年4月8日,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和俄羅斯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共同簽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旨在限制兩國部署的戰略核彈頭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等運載工具。條約原定有效期10年,後經協商延長至2026年2月5日。除了對雙方部署的戰略核彈頭以及發射裝置等的數量進行限制外,條約還允許美俄雙方定期互相進行現場覈查,並要求雙方定期交換數據、通報戰略武器情況。

非政府組織聯盟“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官網刊文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多年來一直承受壓力:儘管美俄迄今基本遵守了條約對戰略武器數量的限制,但該條約的核查與通報機制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執行。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與環太平洋地區研究所研究員吳小凡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份條約在正式失效之前已經淪爲功能癱瘓的‘法律空殼’。”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原本允許美俄雙方每年最多進行18次現場覈查,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覈查機制暫停,此後一直沒能恢復。2022年俄烏衝突升級後,美俄地緣政治對抗導致溝通渠道被封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反條約。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稱,俄羅斯自2022年9月起未再同美方共享戰略核武器部署數據,美國自2023年5月起也沒再公佈過核武器總量數據。2023年1月底,美方稱俄羅斯“拒絕爲現場覈查活動提供便利”,並公開認定俄羅斯違反條約。幾周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宣佈暫停履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指責美國“意圖對俄進行戰略打擊”。俄媒稱,美方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沒有批准俄方覈查員的簽證申請,這是俄方暫停履約的導火索。吳小凡表示:“隨着覈查與通報機制的終結,美俄進入戰略核力量不受法律約束的真空期。這種戰略透明度的喪失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地緣政治惡化帶來的慢性衰竭。”

去年9月,普京曾提議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限制措施延長一年,至2027年2月,但一直沒有得到美方的正式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初稱這個想法是好的,但隨後表示不打算續約。他說:“如果它到期了,就讓它到期吧。我們會達成更好的協議。”

作爲首個擁核國家,美國率先掌控核軍控規則

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國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原子彈試爆。同年8月,美軍轟炸機先後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這場毀滅性打擊迫使日本宣佈投降,也向世界展示了一種前所未有、足以改寫戰爭形態的武器力量。1949年8月,正是冷戰初期,蘇聯成功引爆了首枚原子彈。

隨着地緣政治對抗升溫,美蘇很快將目光投向更具破壞力的新一代武器——熱核武器,即氫彈。1952年11月,美國引爆世界上首枚氫彈。1955年11月,蘇聯也完成了首次熱核武器試驗。此後,美蘇核競爭迅速升級,每一次技術突破都伴隨着對“相互毀滅”的進一步逼近。不過,真正促使美蘇走向核談判的並非道德覺醒,而是深刻的恐懼。

1962年10月,美國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祕密修建導彈基地,該情報瞬間點燃古巴導彈危機。此後13天裏,兩國陷入高度緊張的對峙。美國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世界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到來的最壞結局。最終,蘇聯同意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美國承諾不對古巴發動入侵,並同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導彈。這場危機最終得以化解,也成爲冷戰史上最接近核戰爭的驚險時刻。

於是,核軍控談判登上歷史舞臺。“核時代的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把人類的未來交給一場誤判、一次意外,或一次失控的升級。”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1963年在一次演講中說道。1968年7月1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分別在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開放簽署。時至今日,全球已有191個國家成爲締約方。

“盡最大努力避免軍事對抗和防止核戰爭爆發。”這是寫在1972年《美蘇關係基本原則》文件中的一句話。自上世紀70年代起,美蘇達成多項軍控條約,其談判大多耗時數年。1972年5月,美蘇簽署《反導條約》,條約規定雙方不得部署全國性反導系統,用所謂“核恐怖平衡”來避免核戰爭,談判耗時約兩年半。1987年12月,美蘇簽署《中導條約》,規定雙方不再保有、生產或試驗中程導彈和發射裝置。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份真正意義上削減核武器數量的協議,而不僅僅是設置數量上限,同時還引入了此前沒有的核查機制,談判歷程長達6年多。再比如《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前身《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該條約於1991年7月簽署,但相關談判早在1982年6月就已開始,談判歷程長達9年。

冷戰結束後,這些約束機制相繼走到盡頭。擁有全球最大核武庫和最先進常規武庫的美國,逐步將戰略重心從核威懾對峙轉向戰略優勢佈局。從上世紀90年代末起,美國國內就出現推動建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聲音。競選總統時,時任得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1999年9月在演講中稱:“我們將向俄羅斯提供對《反導條約》這一冷戰遺產的必要修正案……如果俄羅斯拒絕這些修改,我們將及時發出通知,表明我們將不再遵守該條約。”但美國最終並沒有提出修正案。2001年12月,小布什總統直接宣佈美國退出《反導條約》。

2019年8月,美國又退出《中導條約》,當時特朗普政府指責俄羅斯祕密研發並部署新型陸基中程導彈,引發俄方的激烈反擊。俄方反指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具備進攻性能力”,對俄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俄方強調是美國先撕毀了條約,並宣佈暫停履約以對美國的行動作出回應。

回顧半個世紀的核軍控史,美國始終處於規則制定者的核心位置。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美國作爲全球首個擁核國家以及核秩序奠基者,幾十年來深度主導核軍控規則,成功將“先發優勢”轉化爲全方位的紅利。首先,美國靠《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獲得法理依據,爲自己確立“既有擁核者”的合法身份,並把後來者界定爲“擴散者”,試圖讓全球的締約國服從於美國主導的核秩序。其次,上世紀70至90年代,美國通過軍控談判將“透明度”轉化爲制度安排,以低成本覈查手段換取對手核武庫的可預見性,鎖定自身冷戰後的戰略優勢。再次,美國通過爲盟友提供“延伸威懾”,實質上將其核政策目標與盟友的國防動機捆綁,不僅鞏固了美國在同盟中的領導權,更抑制了日、韓、德等關鍵盟友自行研發核武器的動機。最後,“規則制定者”身份還爲美國贏得了“道德高地”,使其能對他國進行“合法”的制裁和施壓,將自身國家利益包裝成全球安全利益。

吳小凡表示:“核軍控規則在過去幾十年中不僅是美國維護戰略穩定的防線,更是其行使霸權、確保自身戰略靈活性與領先地位的制度根基。”

重建核軍控條約需要跨越三個門檻

早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就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一份“過時”的協議。在俄方提議續約後,特朗普近期又發帖稱:“我們不應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而應讓核專家制定一份新的、經過改進且現代化的條約,使其能長期延續下去。”然而,俄羅斯科學院美加研究所研究員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夫直言,對於所謂的新條約,“美國人什麼都沒準備,國務院一片混亂”。

俄羅斯《消息報》報道稱,俄美想達成新協議可能需要數年,因爲雙方在多個問題上存在分歧。美方認爲,舊條約未考慮到新技術現實,如俄羅斯已列裝的“先鋒”高超音速滑翔彈頭、“匕首”和“鋯石”導彈以及最新的“榛樹”導彈等均不受舊條約約束。與此同時,美國也計劃今年列裝“暗鷹”遠程高超音速導彈。有觀點認爲,當下俄羅斯在新武器系統中具備優勢,美方想將這些武器系統納入新條約加以限制。而對於常規軍力發展受限、主要依託核威懾與美國形成相對戰略平衡的俄羅斯來說,美方這一訴求難以接受。

另一個問題是核談判的多邊化。吳小凡分析說,當下美國執意推動核談判向多邊化轉型,背後潛藏着政治算計。美國意在利用其主導的“配額制度”構建新的約束框架,通過人爲設定核武庫上限,將其他國家的核力量增長提前鎖定在受控範圍內,消解其“後發優勢”。但美俄核武器數量與他國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相關國家不會響應。俄羅斯還曾要求英法加入相關談判,但被英法拒絕。

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特朗普說的“更好的協議”,其實是指對美國更有利的協議。在現有約束已終止、互信與覈查氛圍弱、雙方立場存在明顯分歧的情況下,重建核軍控條約需要跨越三個門檻:第一,恢復穩定的對話渠道與最低限度戰略互信;第二,通過自願信息交換和有限現場覈查,恢復最低限度的透明度;第三,就談判對象的先後順序達成可行的共識。

談及這次條約失效可能給全球安全和核秩序帶來的變化,俄羅斯科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院士表示,舊條約失效將使新條約談判變得更困難。他說:“通常,舊協議是新協議的基準點。然而,這些基準點成爲歷史,我們將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的境地。”多位觀察人士警告稱,條約失效後,核軍備競賽風險將驟增。俄羅斯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達里亞·多爾濟科娃接受採訪時指出,特朗普計劃建立“金穹”反導系統只會阻礙新條約的達成,“新軍備競賽已經開始了”。     

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當下,更負責任的核軍控做法應當以降低風險和結構性減量爲導向。首先,擁有最大核武庫的美俄應承擔更特殊且優先的責任,爲多邊軍控創造現實前提。其次,承認各國核力量規模存在明顯差異,在責任分擔與制度安排上避免“一刀切”。最後,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無條件承諾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始終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與任何國家進行軍備競賽,推動主要核國家形成共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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