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近年來國產法治題材電視劇的創作，《底線》無疑是表現亮眼的一部。該劇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指導，用40集的長度彙集了近年來極具代表性的真實案件和社會現象。9月在湖南衛視、芒果TV等平臺播出以來，《底線》被不少觀衆稱爲“法治題材劇集新標杆”，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出圈：微博、抖音等平臺上，有人嚴肅討論與劇集相關的社會議題。

《底線》收穫好評或許是一種必然。在大量職場劇刻板塑造精英、劇情懸浮的當下，《底線》與現實之間的聯結顯得頗具溫度，接地氣的職場書寫讓劇中“專業性”的部分亦能得以落地。但同時，部分觀衆的質疑又讓人不得不略顯“苛刻”地看待這部作品：在觀衆審美習慣逐漸改變的今天，在與“法理”同臺競技的劇集中，道德感召和倫理敘事如何適度展現？

去精英化：職場劇的日常美學

在近年來的國產劇發展中，不少電視劇類型成功實現突圍，懸疑劇、古裝劇頻現爆款。與之相比，職場劇則低調許多，儘管有不少以職場生活爲題材的作品，但大多因行業性不強、劇情不真實而遭到詬病。而在犯罪、刑偵等題材的電視劇中，主角較多爲警察，劇情追求驚險刺激，人物自帶光環。

在此背景下，《底線》的取材就十分注重“取巧”。該劇表現的是此前在國產劇中出鏡較少的法院工作人員，但對觀衆而言，這一羣體非但不陌生，而且回應着不少中國觀衆的審美期待。長久以來，民衆對於公正的嚮往和對清官的企盼，使各類“包公戲”輪番上演、經久不衰，而法官在普通民衆心目中，無疑是維護現代社會正義的包青天。但具有進步意義的是，《底線》並沒有塑造披荊斬棘、全知全能的法官形象，而是迴歸生活，平實講述基層法院工作人員爲民衆調解矛盾糾紛的日常。

這種“日常感”在男主人公方遠身上得以集中體現。劇中，鏡頭多次表現方遠坐地鐵上下班、地攤上喫早飯，這樣的畫面重複出現，加強了劇集的煙火氣和真實感。在調解糾紛時，方遠並不會運用身份優勢充當說教者和審判者，而是在聊家長裏短之間，幫當事人解開心結。同時，該劇並不將職業神祕化或刻意拔高，在整部劇中，方遠積極爭取升職是一大敘事動力，而在此過程中引出的主人公兢兢業業工作卻遭當事人惡意投訴，體現了法律工作者樂觀背後的無奈。

當然，《底線》中的職場並不完全聚焦於一兩位主人公，而是借案件的改換，呈現真實可信的人物羣像。雖同爲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法院工作人員，角色之間卻有鮮明的個體差異：葉芯被調侃爲“教條姐”，但她看似激進的思想常在關鍵時刻點醒當事人；王秀芳是法院裏的老前輩，但常因爲觀念差異與葉芯發生爭執；年輕法官鍾媛媛看似溫婉，但時不時開懟領導信奉的“加班文化”……以羣像爲核心，劇集展現了法院人的努力、互助，也真實呈現了新老從業者的觀念差異與彌合。

現實主義：時代的新聲與詰問

除了人物迴歸“日常”，劇情設定也着眼時代與現實，司法建設新成就和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比較有效地與敘事縫合。這是《底線》可看性較高的原因。

隨着科技的發展，法院工作和民衆維權的方式亦發生了改變，但普通羣衆對其具體情況往往所知甚少。在《底線》中，開篇便展現法官們對“電子卷宗”的討論，隨着劇情發展，開庭直播、跨域立案、雲調解等新興事物逐一被介紹。聚焦法院內部之餘，鏡頭往往會穿插法庭外觀看庭審直播的觀衆畫面，他們可能是事件當事人的同行，也可能是出於質樸的關注和同情，在畫面穿插之間，原本“置身事外”的觀衆被納入場內。這些細節看似篇幅較少、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劇中圍觀羣衆的視角和觀衆的觀劇視角往往會產生重合——在一種共鳴中，觀衆不僅瞭解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更是對法治建設的未來充滿信心。

當然，《底線》並不是一部死板的說教電視劇，能受到不少觀衆的喜愛，是因爲該劇秉持着現實主義的書寫原則，將近年來大衆關注的熱點現象、社會問題有效網羅。例如，在“主播猝死案”中，法官們既討論了“資本追逐利益”的弊病，也無奈地感嘆“父母隨機分配”；在“唐嘯雲弒母案”和校園霸凌事件的講述中，喪偶式育兒、家庭教育方式失當等問題得以多重呈現。值得注意的是，劇中對女性處境兩難的呈現十分真實，女性的繼承權問題、就業難問題、遭遇污名化的處境在劇中皆有展現。可貴的是，事件當事人並未被塑造成爽劇式的“大女主”，女銷售李芳凝工作能力強、衣着考究，但面臨的卻是異性同事得寸進尺的騷擾；公司老闆娘吳華年輕時與丈夫共同創業，中年想再回職場時卻不被丈夫理解。此類事件的呈現往往是一波三折，這也讓觀衆再次正視：維護女性權益，改變性別偏見，是否依然道阻且長？

倫理色彩：觀衆如何看待法理與情理

除了着眼現實、引起共鳴的方面，《底線》播出後引起的爭議也不容忽視。該劇的另一名稱叫做“庭前無訟”，正如這一名稱所暗含的，劇中法官們的工作策略並非“以法理震懾”，而是更加提倡“在道德上說服”，讓當事人心甘情願“遵守公序良俗”。在劇情上加強道德感召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融合了中國觀衆最爲熟稔的倫理敘述，切實帶來了不少淚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道德感召是否有效地被大多數觀衆接受？

正如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論斷，大衆除了認同、協商式地對文本進行接收，亦有可能出現對抗式解碼，即“完全理解事件中給出的字面意思和內涵意義的變形，但決定用一種與之相反的方式進行解碼”。迴歸《底線》，該劇目前所遭到的質疑或許也有此種意味，過度的道德感召削弱了法理探討的深度，也讓觀衆產生了某種審美疲勞。例如在真實事件的改編中，江歌案中的母親被改爲丈夫，人物關係的變化直接鉗制了敘事的走向；而在改編“貨拉拉跳車事件”時，司機被強行加上孝子身份，改編者或許是想突出勞動者的不易和司機粗獷外表下的細膩，但這種做法卻未被各方買賬。

本文並不否認《底線》的質量，劇集對社會現實和熱點事件的聚焦無疑是極具勇氣的。但在改編過程中，也應看到和尊重當下觀衆的審美蛻變。熱點事件中的現實意義和法理啓發是珍貴的原材料，或許不用氾濫的倫理敘事取而代之，也能在觀感上達到更好的效果，並進一步引導觀衆提高公民意識。（趙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