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大院》創作者堅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條：深入生活，紮根人民。

一

央視一套等各大平臺熱播的電視劇《縣委大院》，堪稱一部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精品力作。

說它貫穿始終的是徹底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指其直面光明縣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奮進實踐，真實地、藝術地展現其由落後貧窮、經濟滯後、環境治理不達標、政績數字上報造假、拆遷釘子戶橫設障礙、羣衆上訪不斷、招商困難重重等局面，到在新的縣委班子帶領下知難而上，團結奮戰，勇毅前行，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五位一體”方略，終於出色地踐行了“在國家治理中居於重要地位”的縣一級基層政權所肩負的使命。

該劇既直麪人生、揭示矛盾，因而具有了現實主義的深度、廣度、力度；又開拓未來、展現光明，因而具有了浪漫主義情懷應有的溫度。兩者交融整合，便鑄就了《縣委大院》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藝術品格與美學風貌。

二

正如劇名《縣委大院》所標示，全劇聚焦中國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基石——縣一級基層政權的治縣理政實踐，以光明縣新任縣長梅曉歌爲主視角，向觀衆呈現了急需修復與發展的光明縣，如何從“老大難”現狀中一步步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人說它是一部社會政治劇，這並沒有錯；但我贊同李京盛所言，中國特色的社會政治劇孕育於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而西方的社會政治劇產生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兩者是迥異的。前者的鮮明特色是執政爲民，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爲中心；後者如《紙牌屋》《白宮風雲》等則往往重在表現上層人物的“政治運作”和“權力角逐”，以爭權奪利爲宗旨。嚴格區分這一點，至關緊要。

三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縣委大院》的創作給我們帶來的寶貴啓示。

毋庸諱言，此前把鏡頭主要對準縣一級基層政權的電視劇也不少，但爲何《縣委大院》更有深度、廣度、力度和溫度呢？

這裏面一個重要緣由，便是創作者對標的出發點是什麼。一些創作者是以西方類型片原理和藝術構思框架爲出發點的，而《縣委大院》的創作者是嚴格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出發的，是從生活出發的。不是說，西方類型片理論不能學習借鑑；而是說，西方類型片理論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生活生長出來的，我們只能學習借鑑其中符合中國國情的有用的東西，而萬勿套用西方理論去闡釋和導引中國人的審美創造實踐。

《縣委大院》創作者堅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條：深入生活，紮根人民。創作者把光明縣的改革開放置於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下，把生活當成整體來進行審美把握，不是按西方類型片常見的裁割生活一事貫穿，而是全景式地把執政興縣、城鄉保護、環境治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一攬子盡收眼底，予以審美表現。唯其如此，該劇具有此前同類題材作品罕有的生活厚重感、真實感，既接地氣，又撼人心。

“堅持從生活出發，把生活當成整體把握。”這是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我的導師、已故著名文藝評論家朱寨先生，力排衆議舉薦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時的名言。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觀《縣委大院》，倍覺親切、中肯。

四

《縣委大院》在審美觀照生活上，強調整體性、強調全面辯證地處理好生活化與戲劇化關係的“度”。顯然，它主要不是靠事件的戲劇衝突來吸引觀衆，而是靠事件的“平實組裝”來形象展現中國式現代化在光明縣的歷史進程。與此相關，它在塑造縣委、縣政府班子各具典型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時，也自覺地摒棄了過去曾一度長期制約我們的二元對立、非好即壞、不左就右的單向創作思維模式，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辯證取捨的和諧思維方式。

縣委班子裏，雖人人性格各別、境界有異，但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奮進實踐中，都能做到忙是常事、苦是必然、累是應該、樂是自得。劇中人物從梅曉歌到艾鮮枝，再到呂青山等，大家團結共事，既正視困難又勇於作爲，既忠誠乾淨又擔當重任，既奮發進取又不踩紅線。全劇形象地彰顯了這樣一種新時代新幹部的執政理念，殊爲可貴。正是在這種辯證和諧的創作思維導引下，梅曉歌的藝術形象脫盡了“高大全”氣，雖受命於危難之際，但仍低調上任，以與同行的市委組織部領導對話中引出的“破釜沉舟”“貶官出官”略表情志、潛藏深意。上任後，由縣長而升任縣委書記，對人與事，他力戒主觀判斷輕下結論，尤其不作“非對即錯”的簡單處理。這一形象，在新時代擔當時代重任的新人的藝術畫廊裏，有着一席重要位置和獨特價值。

（仲呈祥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首屆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