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某動畫公司

爲推廣旗下原創動漫作品

推出了一個虛擬主播角色

並與演員江某簽訂合作合同

約定由其擔任虛擬主播角色幕後的真人扮演者

作爲“中之人”進行直播

案涉合同明確要求

江某不得泄露個人身份信息

如若虛擬主播身份被“開盒”

則需支付違約金30萬元

然而，僅開播17天后

江某就在某次直播中

主動說出了自己的真實姓名

公司認爲此舉導致“中之人”身份泄露

不僅造成直播計劃中斷、虛擬主播形象受損

更使前期投入百萬級的動畫項目瀕臨危機

要求解除合同並

向江某索賠30萬元違約金

江某則認爲，自己在直播中

說出名字的行爲並不構成“開盒”

當時直播間觀衆人數稀少

其口述的姓名未在直播間顯示字幕

無法與具體身份關聯

不會對虛擬形象造成實質性影響

且合同中的違約金條款屬於格式條款

不合理地加重其責任

公司在未遭受實際損失的情況下

要求其賠償30萬元顯失公平

同時，江某提起反訴

要求某動畫公司支付自己

直播期間的酬金2000餘元

合作合同是否爲格式合同？

關於合同性質之爭，法院經審理查明，合同雖由某動畫公司擬定，但江某作爲有經驗的、具備協商能力的演員，在簽約前一週內多次提出修改意見，且合同最終版本經雙方電子簽約確認，應視爲雙方平等協商的結果。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爲了重複使用而預先擬定，並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江某與某動畫公司這種“預先擬定﹢協商修正”的過程，不符合民法典中格式條款未與對方協商的核心要件。因此，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條款合法有效。

江某是否存在“開盒”的違約行爲？

關於“開盒”認定標準，法院採取締約目的、合同內容、行業特徵三重標準綜合判斷。合同締約目的及內容層面，虛擬主播的核心在於“中之人”身份保密。合同明確約定因江某的過失、故意行爲導致虛擬主播被“開盒”的，屬於違約行爲。江某作爲演員在直播中提及其真實姓名，觀衆通過搜索可關聯其公開信息，已違反保密義務。即便僅有少數觀衆在場，仍構成合同約定的“開盒”行爲。行業特徵層面，虛擬主播的粉絲黏性高度依賴“中之人”所扮演的虛擬形象的神祕感。江某的過失行爲雖未造成大規模泄露，但已破壞角色人設的完整性，易導致後續負面後果，該行爲應被否定性評價。法院認定江某本人需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江某是否應承擔違約責任及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

關於損失界定問題，儘管合同約定30萬元違約金，但案涉虛擬主播流量非常小，尚未在網上形成熱度，“開盒”行爲尚未在網上造成廣泛影響，實際損失較小。且本案無法表現出粉絲受衆對江某作爲“中之人”的高度黏性，虛擬主播與江某不具有身份同一性，案涉虛擬形象具有複用價值。同時某動畫公司在停播後未積極尋找替代“中之人”，放任損失範圍擴大，具有一定責任。

法院審理

最終，法院綜合考慮合作合同的交易類型、履行情況、履行期間、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直播數據、直播收益等情形，認定30萬元違約金過分高於江某“開盒”給某動畫公司造成的實際損失，遵循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進行衡量，酌情確定江某向某動畫公司賠償違約金3萬元，並駁回江某的反訴請求，認定其違約後無權主張酬金。

雙方不服一審判決，均提出上訴。該案判決經二審法院審理後維持了原判。

法官說法

虛擬主播是以虛擬形象從事網絡直播行爲的主體，虛擬主播可分爲人工智能驅動型與真人驅動型，本案即爲真人驅動型虛擬主播。虛擬主播幕後的真人扮演者即“中之人”，他們通過面捕、動捕等技術，使外在虛擬形象呈現出與真人同步的表情與動作，以此開展網絡直播，與觀衆實時互動。

虛擬主播的外表雖由代碼構建，但其承載的商業價值與人格權益仍需在法治框架下審慎對待。該起虛擬主播行業首例因主動“開盒”引發的合同糾紛案的審理，不僅會對當事人雙方產生重要影響，也爲新業態下的法律合規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虛擬主播引發高度關注的當下，如何避免虛擬主播被“開盒”，更好地促進行業發展呢？

對於虛擬主播“中之人”而言，與網絡平臺機構簽訂合同時，務必謹慎對待合同條款，充分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要時刻牢記自己的責任，做好虛擬角色人格權與商業祕密的雙重保護，避免因一時疏忽而承擔法律責任。

對於網絡平臺機構而言，制定合同時應確保條款公平合理，充分保障雙方的合法權益。對於違約金條款可採用梯度設置，即基礎違約金覆蓋實際損失，超額部分與主播收入水平、合同剩餘期限等動態掛鉤，不能簡單以所有投入成本主張損失賠償。

只有雙方都增強法律意識，嚴格遵守合同約定，才能讓虛擬主播行業在法治的軌道上健康、穩定地發展，爲觀衆帶來更多優質的內容，促進數字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合作合同所涉“開盒”，指虛擬主播“中之人”的個人身份信息被公開。互聯網對於“開盒”的界定，一般是指通過人肉搜索、盜取賬號等手段來定位“中之人”的個人信息並公之於衆的行爲。一旦被“開盒”，幾乎意味着虛擬主播生涯的終結。

極目新聞綜合法治日報、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