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張冬瑾】除了現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四川省作協主席等身份，作家阿來還有一個不太爲公衆所熟知的身份——四川生態環境保護大使。水源保護對中華文明賡續和生態文明建設有何意義？在今年的“世界漢學家看中國·四川行”活動期間，阿來攜新作《大河源》接受了《環球時報》專訪，給出了他的答案。

《大河源》是基於阿來多次實地考察黃河源頭的見聞創作而成，以黃河流域地理變遷爲線索，聚焦源區生態保護實踐與民族文化記憶，記錄高原生物多樣性及人與自然互動歷史。“水脈亦文脈。”阿來篤定地認爲，文學的義務之一，即通過真實、通俗的文字，向公衆傳遞專業的水文知識。或許從歷史角度看，黃河源區有“變”，變的是對生態保護的愈發重視；亦有“不變”，不變的是生活在江河源頭的人們對水源保護的使命和責任。

“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發源地”

環球時報：世界大河流域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國。能否結合《大河源》的創作歷程，談談黃河源於中華文明之源的意義？

阿來：認定黃河正源，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情。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發源地。一方面，是因爲中國有非常多的族羣曾在這裏生活，後來有些族羣與其他民族融合了，有些族羣遷走了。另一方面，由於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環保成爲非常重要的課題，包括黃河源在內的三江源是“中華水塔”，“生命之水”的來處，也在發生重大的氣候變遷。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逐漸明晰了黃河流域水文、人文、氣象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等領域的專業問題。但這些都是專家們清楚，普通民衆瞭解的很少。

環球時報：在您行走大河流域期間，是否思考過灌溉技術對農業文明演進的影響？

阿來：黃河途經流域的海拔普遍比較高，有些地區甚至超過海拔5000米，過去這些地方都是牧區。但是到了西寧附近的湟水流域（湟水是黃河一級支流），海拔突然降到3000米以下，早在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時期，定居在這裏的先民們就開始農耕，這正是進入農業文明的標誌。但這片流域不是平原，而是山地，必須一層一層地解決灌溉問題。於是，先民們通過各種方式引水，開始築堰、修渠，當時工程的規模還比較小。正是那時起，製陶工藝變得發達，有了陶水管，同時以農具爲代表的生產工具也出現了。所以人類文明的進步對農業發展的促進很大。

“我行故我在”

環球時報：您爲何着迷於“行走”？爲何強調對“過程”和“周邊”的關注？

阿來：因爲“紙上得來終覺淺”。在行走的過程中，你會看到周邊有早年因火山噴發形成的岩石和地貌，有在水中形成的沉積岩。或許你已經看過很多相關的紀錄片或照片，甚至熟知這些化學反應的公式。但是你到現場看一看，把石頭拿在手裏摸一摸，一上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行萬里路”即是“讀萬里路”的過程？

阿來：對，讀書是間接獲知信息的過程，而行走在大地上，看到不同的人羣、生命以及地理環境，是一種直接閱讀的形態。如今，寫作越來越商業化，尤其是一些創作者容易在家編故事，最後形成一個跟我們生活高度相關、思想卻架空的作品。作品“拔”得太高，離土地太遠，懸在半空中，這並不是我想要的。我認爲，文學的使命之一，是將人的生活方式、人與大地的關係真實地呈現出來。西方人常說，“我思故我在”，我想表達的是，“我行故我在”。

將水文領域的學術話語“翻譯”給公衆

環球時報：在某種條件下，文學作品是否可以作爲融合多學科知識的傳播媒介？

阿來：我生於川西，所以始終對四川更西部、更深入的地區感興趣，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有一種責任感。其實，我覺得文學有時候也有一種責任——要先學習比較專業的研究或觀點，然後用相對通俗和生動的方式傳遞給更多公衆，讓公衆更易於瞭解這些知識。因爲在沒有研究基礎的情況下，專家的科考報告讀起來會有點難。所以在創作《大河源》這本書時，我就像一個翻譯，將水文領域比較理論化的學術話語，“翻譯”爲公衆容易理解、也更有意願瞭解的知識話語。

環球時報：您在《大河源》中提到，不同民族的成員都參與了水源保護，這是否說明大家在生態保護中承擔了共同責任？     

阿來：對，這不僅是幾個村落的生存問題，而是長江、黃河要永遠有水的問題。過去，不論是漢族還是藏族土著，雖然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但憑藉幾百上千年積累和傳承的經驗，就意識到了水源保護的重要性，知道這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現在，我們具備了科學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國家層面也愈發重視水源保護，在江河源頭區、水源涵養區、水土保持重點區等區域內，劃定了生態功能保護區。當地民衆通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形式，積極支持國家的總體規劃。這些河流上游民衆的付出和貢獻，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夠看到和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