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AI生成的播客節目，由AI對文本進行了總結並朗讀。”

“這是AI參與的漫劇配音，內容含有AI生成。”

今年以來，無論是在短視頻平臺還是各類音頻應用中，AI參與配音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與此同時，國內配音圈正在打響一場“聲音保衛戰”。2026年3月起，配音演員季冠霖、邊江工作室、729聲工場等業內知名從業者及機構集體發佈維權聲明，提出“三禁”原則：嚴禁未經授權的聲音採集與AI生成；抵制盈利性濫用；要求下架侵權內容並追責。

當配音行業撞上AI技術，我們不得不對此進行深度探討：AI給配音市場帶來了怎樣的劇變？這場維權行動的背後，又指向了哪些深層焦慮？

“指數般進步”的AI配音

影視導演趙陸洋發現，技術的躍遷是洪流式的。

“2025年年初的時候，我們還懷疑AI配音這東西行不行，覺得中文咬字不準。但過了三個月，咬字問題解決了；到了2026年1月，情感表達也沒問題了，感覺跟用真人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導演趙陸洋在接受《鋒面》記者採訪時表示，AI在影視方面的進步不是線性的，而是指數型的，“可能今天是1，兩個月後是10，再過兩個月就是100了”。

2026年初，他和團隊用AI製作了一部戰爭短片《孤鷹》，其中日軍隊長面對中國空軍的攻擊，用焦急、憤怒且略帶驚慌的聲音呼叫護航中隊。“這段戲裏的配音有中文有日語，全部都是用AI生成的，包括引起主角情感崩潰的獨白，也是用AI做的。”趙陸洋表示，在AI配音的工作流中，提示詞（Prompt）取代了傳統的導演指令，通過設定人物年齡、聲線特點、當前情緒、唸白節奏等參數，AI便能模擬出相應的人聲。

“其實工作流程沒有本質改變，只不過以前是我給真人發簡明的要點（Brief），現在是我向AI輸入一堆參數。”趙陸洋向《鋒面》記者解釋道，導演和配音演員的溝通本質上也是一堆指令——場景是什麼、臺詞重點在哪裏、情緒應該怎麼樣以及剪輯點在哪裏。

在他看來，目前除了“影帝級”的細膩表演外，AI在廣告、短劇、網劇的基礎配音上已無明顯短板。而“影帝級的表演”則是指人對非常複雜、細膩的情感處理。“比如《甜蜜蜜》中張曼玉的那段戲，她看到人悲傷卻先笑出來，這種人性的幽微，AI目前還無法理解，但那是表演裏幾乎教科書級別的片段。”而除此之外，線性的情緒、節奏，AI都有處理的潛力，“只有需要靠演員本身對錶演和角色心境理解的複雜情緒，短時間內AI還不行”。

AI進步的代價：“偷聲”與“洗聲”

技術狂飆的背後，AI是如何飛速進步和成長的？“非法克隆他人音色進行二次創作已經非常普遍，製作方完全不覺得此行爲有什麼不妥。”配音演員聶凡表示，目前AI配音侵權在多個平臺均有傳播，這始終持續侵害着配音演員的權益。

參與起草由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等組織編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數據應用合規指南》的北京市隆安（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陳煥告訴《鋒面》記者，AI仿聲侵權的權屬情況一般比較複雜，會涉及到訓練、數據的採集、內容的生成和使用等等，並且不同的主體之間會涉及有部分授權和無授權的狀況。

北京互聯網法院曾處理了全國首例AI生成聲音人格權侵權案——“原告殷某某與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權糾紛案”，這一案例讓陳煥印象深刻。

“原告是一名配音師，將自己的聲音授權給一個公司去做有聲讀物，但是這個公司把相關素材授權給第三方做訓練。在這個過程中，原告配音師只授權了這個公司作品的著作權，沒有授權自己的聲音權。”這一案例中，法院除判令下架相關侵權內容外，還判決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25萬元。儘管維權成功，但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成本難以估量。

被AI“偷走”的聲音，如果想要追溯，需要每個環節層層“追訴”。“起訴之後，對方就會拿出聲音的合法來源，讓你判定是不是有合法性。”

與這種週期長、成本高的維權訴訟相比，深度合成技術則已大量開源，用數十秒的音頻樣本即可“克隆”某人的聲音，而維權者往往難以鎖定最初的“喂數據”者。AI“偷聲”的速度遠遠快於配音演員的維權速度，也遠遠低於配音演員的成本投入。

陳煥律師告訴《鋒面》記者，從受損害結果上講，配音演員的知名度越高，AI造成的損失就越大，而大量“腰部”以下的配音演員會面臨維權成本和挽回損失不成正比的困境。此外，算法的“洗聲”會讓部分侵權方對原始音色進行微調或多音色融合，降低聲音的“可識別性”，而這種“直接攀附”的減少，則爲聲音的主人增加了維權成本。

與“演員被換臉”這類侵權相比，聲音因其無形、非視覺化的特性，在被侵權時更難以察覺。陳煥告訴《鋒面》記者，這次配音演員集體發佈聲明相當於預先告知社會公衆，特別是AI技術開發者、平臺及用戶，任何未經許可的特定使用行爲均被權利人所禁止。這是一份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公開的“權利警告函”，起到警示的作用。“從AI合規的角度上講，如果一個名人很明確地發出這樣的信息，那使用素材的公司法務一般會充分地作出風險提示，避免侵權情況的發生。”

陳煥建議，除了加強事前防範措施以外，涉及聲紋這一敏感個人信息時，可以堅持“單獨書面授權”，嚴防概括性授權陷阱。同時，配音工作室可考慮對旗下配音演員的標誌性音色進行數字化存證，或將隱形數字水印嵌入音頻，作爲後續主張“可識別性”的底層證據。

被AI取代已成行業深層焦慮

在採訪時記者發現，配音演員集體維權事件折射出的是更深層的行業焦慮。導演趙陸洋、製片人蘇彤告訴《鋒面》記者，在影視行業內，各個平臺都在舉辦比賽，目的是挑選成熟的AIGC團隊參與影視工程。

單從成本看，AI優勢明顯。“原先使用配音演員，需要協調配音演員的時間、錄音的環境、音棚的設備，僅租賃場地的成本都是比較可觀的。”而一旦劇情、臺詞需要調整，就需要重新組織配音演員錄製，再增加一筆費用。

和一系列現實層面制約不同的是，AI配音可以隨時調整，“比如睡前臨時想起來要改一句詞，這都不是問題了”。在趙陸洋看來，一旦行業開始採用AI，這種效率的提升是不可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因爲“急劇的效率提升之後，是倒退不回過去的”。

在這一背景下，短劇演員和配音演員的焦慮尤爲明顯。“去年11月發展還很好的短劇演員，現在已經空檔期三四個月了。”趙陸洋分析，一部成本約七八十萬元的實拍短劇，若將同樣的資金投入AIGC漫劇，能嘗試如大玄幻等更加豐富的題材，這必然會對演員的生存造成衝擊。

不過，在採訪中記者也瞭解到，目前受限於AI影視化的產能不高和核心人才短缺，這種替代仍存在時間窗口。“強跨界的複合型人才非常難找，既要懂程序底層，又要有影視基礎。”好的AIGC內容需要創作者既懂鏡頭語言、光影藝術、故事思路、情感演繹，還需要熟悉AI技術的二次訓練和迭代，因爲單純依靠平臺現有的封裝產品無法做到極致。“其實是倒逼你去跨界，尋找新的生態位。”

“原有的生態位被擠掉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會重新塑造出一些生態位。”趙陸洋認爲，隨着AI的發展，原有的攝影、燈光、配音等從業人員會面臨衝擊，但懂這些的後期製作人員的需求又會成倍增加。“大家都要重新尋找定位，在行業裏尋找新機會，結合過往經驗找到新的立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