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孫天驕

2023年5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11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醫療美容行業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依法加大對“醫托”“藥託”的處置力度，嚴厲打擊違法開展診療諮詢、就醫引導的行爲。

受訪專家指出，醫美“美託”與傳統“醫托”在本質上均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及消費者（或患者）的迫切心理，通過欺詐性手段爲特定機構引流並從中牟取不正當利益。二者在覈心行爲模式上具有共性，即均以“虛假宣傳”與“誘導消費”爲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行爲特徵、危害範圍及運作模式上存在顯著差異。

北京市律通律師事務所主任鄭中臣介紹說，相較於傳統“醫托”，醫美“美託”的行爲呈現出更明顯的運作模式鏈條化。醫美“美託”通常依託於“渠道型醫美機構—中介/代理商—美容院等終端場所—‘美託’人員”構成的利益鏈條。各環節之間通過高額分成形成緊密捆綁，構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增強了其行爲的隱蔽性與調查取證的難度。

他還提到，該類行爲往往通過精心設計的“劇本式”場景實施，在美容院、社交場合等特定環境中，由“美容技師”“老客戶”“貴賓顧客”“面診師”等角色協同配合，以“沉浸式”話術與表演誤導消費者，欺騙性更強，普通消費者更難識別與防範。

鄭中臣說，醫美“美託”除擾亂市場秩序與危害消費者健康權外，還侵害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與財產權，且常伴隨誘導消費者申請網絡貸款等行爲，一定程度疊加金融風險。此外，其所推銷的醫美項目可能存在資質不全、效果虛假、操作不規範等問題，易對消費者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鄧利強表示，從法律角度來看，醫美“美託”行爲涉嫌多重違法違規，包括違反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構成欺詐消費，也擾亂醫美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但消費者在遇到問題時進行維權面臨不少困難。

鄭中臣指出，“美託”行爲還可能涉嫌違反廣告法，情節嚴重的甚至構成詐騙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託”及配合的美容院技師是直接責任人。渠道醫美機構及其面診師是欺詐的終端實施者和最大獲益者，除承擔欺詐責任外，其虛高報價中包含的“渠道返點”，是認定商業賄賂（行賄）的關鍵證據。

在鄭中臣看來，對此類違法行爲的打擊存在一定難度。其一是取證難。“話術”多爲口頭交流，不留痕跡。消費者在“氛圍”誘導下籤訂的合同、同意書等，形式上看來“合法”，難以直接認定爲欺詐。資金鍊條隱匿，渠道費、返點通常通過個人賬戶、現金或複雜賬目流轉，僞裝成“諮詢費”“推廣費”等，難以查實其賄賂本質。主觀故意認定難，證明各個環節參與者存在“共謀欺詐”的主觀故意，法律認定的門檻較高。

“其二是定性難。違法行爲橫跨市場監管（虛假宣傳、價格欺詐）、衛生健康（非法診療、超範圍執業）、金融監管（誘導網貸）等多個領域，部門間職責交叉，在行爲定性方面存在較多困難。其三是治理難。違法成本低，收益高。即便某個環節被查處，涉事主體還可以改頭換面，重操舊業。而消費者維權耗時耗力，勝訴獲賠比例低，無法形成有效震懾。”鄭中臣說。

爲此，鄭中臣建議，打擊醫美“劇本殺”，須跳出“個案處罰”思維，建立“源頭預防、過程嚴管、鏈條打擊、聯合懲戒”的治理體系。

他認爲，需要壓實機構主體責任。嚴控渠道模式，衛生健康部門、市場監管部門應將“高額渠道返點”（如超過30%）視爲商業賄賂和價格違法的重點監測指標。要求醫美機構公示合作渠道，對渠道費用佔比異常的機構進行重點審計和檢查。推行透明定價，強制要求所有醫美項目在店內顯著位置公示項目明細、價格、醫師資質、可能存在的醫療風險，並探索推行“手術項目及價格備案制”。規範廣告與諮詢，嚴格執行廣告法、《醫療廣告管理辦法》。面診師必須由合規醫師擔任，其諮詢意見應有記錄可查。

鄧利強認爲，醫美“美託”產業鏈隱蔽性強，可以由價格、市場監管、稅務等多部門聯動，重點針對存在“美託”現象的醫美機構開展精準查處，強化治理力度。

“構建跨部門協同執法機制。成立專項治理聯動機制，由市場監管部門牽頭，相關部門參與，實現線索互聯、案件互通、執法聯動。”鄭中臣說。

在鄭中臣看來，還應暢通消費者維權渠道，加大相關機構的違法成本。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在消費者舉報或起訴涉嫌欺詐的醫美機構時，由機構自證其宣傳真實性、價格合理性、操作合規性。實施聯合懲戒，對查實的違法機構和責任人，不僅要進行行政處罰，還要納入信用體系，在融資、高消費、行業准入等方面進行限制，使其“一處違法，處處受限”。加強公衆教育，提升防範意識，普及理性醫美觀念。通過權威媒體和平臺，反覆提醒消費者，“熟人”推薦需警惕、“完美案例”可能是“劇本”、“限時優惠”多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