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廟遺址陶器上彩繪的吐舌獠牙圖案 選自《洪江高廟》

紅山文化的玉勾雲形器 李韻攝/光明圖片

良渚遺址出土玉牌飾上的神徽 李韻攝/光明圖片

陶寺遺址觀象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供圖

【考古中國】

《楚辭·天問》中：“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斡維焉系？天極焉加？”記載了先秦時的宇宙觀，說的是天爲圓形，有九層；天上有網絡，以天極爲中心樞紐；天體圍繞天極旋轉。這種強調天極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的宇宙觀，可以稱作“天極宇宙觀”。

湖南省洪江市高廟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陶器上，裝飾有內涵豐富的戳印圖像，表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天極宇宙觀”已經初步形成。

八千年前的“天極宇宙觀”

高廟遺址出土的一件白簋的器身上，有複雜的戳印圖像：中心爲簡化的獸面，突出表現一張大嘴和四顆獠牙，內側獠牙向上，外側獠牙向下。嘴上方有兩隻小眼睛，下垂部分爲舌頭。獸面外有圓圈，圈外以不同圖形分出八方。左右方向爲簡化的圓形鳥頭，以短橫線表現鳥喙，以小圓點表現鳥眼。鳥頭上凸出的部分，可能表現的是羽毛。上下方向爲尖頂屋宇形。四角方向均爲長方形框內加尖頂形狀。

對於這樣中央有特殊圖案、圓形環繞中央、圓形外分出八方的構圖，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宇宙觀的圖像化表達。在中國的宇宙觀和相關神話中，鳥一直是重要的動物。器身兩側的鳥紋，更加強了這類圖像與宇宙觀相關的可能性。

因此，在這個神奇的圖案中，位居中心的闊口獠牙，佔據的明顯是天極之位，應該是控制天極的神靈的動物形象。考慮到對四顆獠牙的誇張表現，兼之此後與天極宇宙觀相關的玉器中常見虎的形象，此動物爲虎的可能性很大。

高廟文化陶器戳印圖像最重要的主題，是胸口和翅膀上有獠牙大嘴和其他圖案的神鳥。這些神鳥都有巨大的鉤喙，雙翅或向上揚起，或向兩側展開。最神奇的是，鳥翅膀及有些鳥的胸口上有完整或一半的獠牙大嘴圖案。鳥翅膀上，還常見中心有圓點或者十字、外面有圓圈和表現四面八方的符號，都是代表位居天體中心、爲各方向起點的天極。一些器物的底部，還刻畫着八角星紋和十字紋等，也都代表着天極。

我們推測，高廟文化時期（距今7800—6600年）天極宇宙觀包括以下核心內容：一是天極爲天體運行的樞紐所在，以圓形中心的八角星紋、紐結形紋等形式表現；二是天極之神控制着天極，維護着宇宙秩序，其動物形象爲虎，典型表現方式爲獠牙獸面；三是天極之穩定需神鳥維護，表現爲神鳥馱負或環護天極。

值得關注的是，高廟文化的這些特殊圖像流傳很廣。江蘇淮安的黃港遺址，發現了典型的高廟文化風格紅胎白衣陶器，上面戳印着同樣的神鳥圖像。西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中，也發現了獠牙獸面的形象。可見，高廟文化在“天極宇宙觀”的起源和流傳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天極宇宙觀”成爲宗教信仰的核心

“天極宇宙觀”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後，中國史前時代進入轉折期，各地區社會跨越式發展，形成“古國”。長江流域的凌家灘社會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社會選擇“宗教取向”的發展道路，“天極宇宙觀”成爲宗教信仰的核心內容。社會的領導者宣稱自己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可以在如同昆蟲“蛻變”和“羽化”的通靈狀態下，實現與神鳥的溝通轉化，維護天極的穩定和宇宙秩序的正常運行，因此自然可以聚集社會資源和財富，建立被稱作“古國”的社會組織，管理大規模人羣。

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羣爲紅山文化的儀式中心。在5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未見大型居址，散佈祭壇、積石冢和“女神廟”等儀式性建築。積石冢中隨葬刻畫神鳥馱負獠牙獸面的玉“勾雲形器”，表現的正是神鳥對天極的維護。以玉製作的蟈蟈、蠶蛹和蟬等昆蟲，以及屈腿收臂、處於蛻變狀態的玉人，均展現了佩戴者蛻變通天的宗教能力。

凌家灘遺址玉版上的刻畫圖像，如同“天極宇宙觀”的圖解：兩重圓圈表示天穹，長方形外輪廓表示大地，中心圓圈和外層圓圈間的八條“圭形紋飾”爲連接兩重天的繩索，同時表現八方。天穹外層伸出的四支“圭形紋飾”如同維繫天地的四維。中心的八角星紋，正是天極的標誌。凌家灘玉鷹，雙翼爲代表北斗星的豬頭，胸部刻畫八角星紋，表現的是神鳥維護天極、北斗繞天極運轉的主題。

距今約5300年興起的良渚文化，將以“天極宇宙觀”爲核心的宗教系統規範化，完成了早期國家構建，成爲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重要實證。良渚文化玉琮是爲了表達“天極宇宙觀”特意設計的特殊玉器。精雕細刻的神人獸面像，被稱作良渚文化的“神徽”，表現的是良渚社會領導者正在轉化爲神鳥，將天極神獸馱在胸口的神聖場景。完整的“神徽”只出現在最高等級的“王墓”中，表明良渚王者對溝通天極之神的最高神權的壟斷。

距今約4300年，良渚文化衰落，但其系統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山東龍山文化和江漢地區的肖家屋脊文化中，均流行獠牙人面圖像，應是人格化的天極之神形象。肖家屋脊文化的寫實虎頭圖像、虎頭鏤空牌飾和虎側身像等，是對天極之神動物形象的寫實表現。

坐落於黃土高原腹地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則提供了以“天極宇宙觀”宗教構建早期國家的明確證據。位居遺址核心位置的皇城臺地點，頂部爲大型石砌祭壇，是刻意打造的與天極之神溝通的神聖地點。石雕主題中，也發現了處於向神鳥轉化狀態的神巫與猛虎形象的天極之神溝通等場面。

“天極宇宙觀”與“天下政治觀”

與古史記載中堯的活動中心相符的陶寺文化，似未選擇宗教取向濃厚的社會發展策略。但陶寺遺址中也發現了玉琮、玉璧及肖家屋脊文化風格的鏤空神像和蟬。陶寺高等級墓出土的陶器上，盛行以鳥爲主題的彩繪，遺址南部還發現了天文觀測設施。《尚書·堯典》記載堯“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許不能僅以“傳說”視之，而是陶寺領導者由“天極宇宙觀”發展出“天下政治觀”、推動各地區一體化的政治實踐留下的歷史記憶。

商代甲骨文中的“帝”字，被解釋爲天極周圍的星象或花蒂的象形。可見，商人信仰體系中至高無上的“帝”，正是由天極之神演變而來。商人稱其都邑爲“中商”，《詩經·商頌·殷武》雲：“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以天極比喻都邑在天下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周邊地區則被稱作東、西、南、北“四土”。正如天上有靠近天頂的拱極諸星和外圍星宿一樣，商將自己掌控的“天下”分爲“內服”和“外服”，“天下政治觀”開始被落實爲具體的政治制度。

宏大政治理想的形成和落實，是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特質，是歷史時期“大一統”思想的源頭。如此宏大的政治理想的形成，得益於中華文明形成的地理空間遼闊而多元，覆蓋長江、黃河及遼河流域，面積近300萬平方公里；也得益於各地區文化多元發展，有自身的“裂變”，也有相互的“撞擊”和“熔合”。但不容忽視的是，高廟文化孕育的“天極宇宙觀”及其向天下政治觀的演變，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新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