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分子打着“個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引誘未成年人，實施隔空猥褻行爲。

有的未成年人對性侵害的後果缺乏充分認識。

傳統教育對於“性權利”諱莫如深，當前性教育尚未形成體系。

互聯網平臺必須對未成年人用戶承擔起更高的監督管理義務，預防和阻止針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性犯罪活動。

“男友”在網絡那端要求看小薇（化名）的私密部位，她因害怕有些遲疑，但是“男友”再三說這是“愛的表達”，“要麼發照片要麼分手”，她按下了發送鍵……小薇被隔空猥褻了。

隔空猥褻，是指行爲人以滿足性刺激爲目的，以互聯網爲媒介，誘騙、脅迫未成年人進行“裸聊”或發送“裸照”“裸體視頻”等的違法犯罪行爲。

近年來，隔空猥褻案件多發，不法分子打着“個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以金錢等方式引誘未成年人，實施隔空猥褻行爲，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該類案件背後，有着更大的隱憂……

屏幕那端的惡行

“小妹妹和我談戀愛吧！我保證會對你好的！”在社交軟件上收到這條消息的時候，小薇非常高興，一口答應，因爲她很想有一個愛自己的人。小薇今年10歲，是一名留守兒童，長期隨爺爺在鄉村生活。她生活中大量時間都沉溺在網絡裏，和家人沒有太多的情感交流。通過社交軟件，小薇隔着屏幕和“男友”相愛，“男友”看到她在平臺上曬出的照片，總是誇她好看。可是她不知道，“男友”把相似的“讚美之語”廣撒給了多位女性。

小薇的“男友”姚某是個外賣員，平常唯一的消遣就是刷刷短視頻，用他的話說，“看美女可以解壓”。收到小薇的回信，他迅速開啓了熱聊，然而不到兩天，他就想更進一步，“把你的胸拍給我看看”“男女朋友就要互相坦誠”……他把自己的隱私照片發給小薇後，實在拗不過的小薇發出了一張隱私照。自此以後，姚某明知小薇尚未成年，爲滿足私慾，不斷以言語誘導或以“分手”威脅，讓小薇發送數張隱私部位照片。

“來，跟着哥哥學，擺出這樣的動作。”在江蘇南京某兒童攝影棚，一場拍攝正在進行。坐在門外看手機的張某不會想到，自己的孩子小軍（化名）正在被攝影師李某引導拍攝充滿性暗示的照片，“我以爲男孩子之間不會有什麼，所以在旁邊等待和陪伴時，並沒有完全將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我真的太后悔了……”這些色情照片，被李某通過網絡販賣給多位男性。李某甚至接受“定製拍攝”，受害男童達11名。

“他說自己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現在搞獨立工作室，人年輕態度也好，誰知道背地裏幹這種勾當。”小力（化名）的母親阿雅（化名）至今腦海中仍會閃現那些不雅的照片，後悔自己輕信了這個看起來面善的攝影師。小力從小長相英俊，曾在多個童裝店鋪做過童模。母親一直將他往演藝道路上培養。發現小力被拍下暴露隱私的照片後，阿雅選擇搬家並放棄了孩子的藝術道路。

年幼的孩子們並不知道，在新奇的互聯網世界中，隔着屏幕傳送的問候，可能不是善意，而是施害的前奏。

淡薄的性保護意識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性侵害開始通過社交軟件、直播平臺、網絡遊戲等各類線上渠道實施。據最高法發佈的數據，2024年上半年，線上“隔空猥褻”，線上誘騙、線下性侵等涉網性侵案件增加，強制猥褻、侮辱罪案件一審收案同比增長20.07%。記者發現，除了網絡信息繁雜、犯罪手法隱蔽等因素外，隔空猥褻多發與未成年人性保護意識匱乏有很大關係。

“涉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中，一個共性問題就是未成年人對性的認知匱乏，甚至是扭曲的。”上海市黃浦區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袁雪娣發現，不少未成年人沒有正確認識性權利、性器官，沒有接受正規完整的性教育，識別性侵害風險和自我保護的能力弱。“很多孩子不知道哪些行爲是愛的正常表達，哪些是性挑逗、性暗示甚至性騷擾，所以面對性侵害時，沒能及時反抗和自我保護。”

11歲的小晴（化名）平時喜歡玩小遊戲，她在某平臺上認識了買賣遊戲賬號的王某，在雙方聯繫交易後，王某冒充平臺AI客服，要求覈驗小晴的身份。“你身上的衣服太多，無法驗證通過。”面對“AI客服”要求脫衣驗證的提示，小晴雖然心裏覺得不對勁，但並未意識到“裸露身體”意味着什麼。於是，在王某的誘導下，她一件一件地脫下自己的衣服，並被王某以屏幕共享的方式拍攝了諸多裸照。

有的未成年人對於性的認知是扭曲的，甚至主動放棄身體權。在江蘇發生的一起未成年人網絡舉牌標價售賣隱私照片案件中，阿蘭（化名）表示自己並非被他人脅迫，“長得好看也是資本，這些照片有人喜歡，我也願意拍和賣。”還是初中生的阿蘭，已經主動售賣隱私照片和視頻長達一年，並與購買其照片的男性線下“約會”。面對變態拍攝要求，阿蘭並不認爲自己受到了隔空猥褻，“AV電影裏都這麼演，這些動作很正常”。阿蘭認爲“拍照”的工作讓她有了被別人欣賞和喜愛的感覺，“總比永遠板着臉的爹媽強”。

“很多孩子是在黃色網站上看片學習性知識的，但很多網絡影片中的性行爲本身是誇張的、變態的，孩子們容易受其影響，建立相對扭曲的兩性關係認識。”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事法中心副主任、少年司法基地副主任王永茜認爲，很多家庭在未成年人有性好奇、性渴望時沒有進行正確引導，在性生理迅速成熟、性心理發展前傾時，一味保守和限制，使得未成年人未能通過正確的渠道瞭解性，對性侵害的後果缺乏充分認識，更容易遭受性剝削和性侵害。“不少未成年人爲獲得愛，甚至主動讓渡性權利。”江蘇省南京市青雁未成年人關護中心社工肖惠文發現。

談之色變的“性教育”

多起隔空猥褻案件都暴露出未成年人性保護意識的嚴重匱乏。如何保護性器官？如何建立健康的兩性關係？如何實施安全的性行爲？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於處在性發育階段的孩子們而言，很是關鍵。然而，大多數孩子無法從父母、學校處習得，只能通過上網去“危險地自我摸索”。

長期以來，傳統教育對於“性權利”諱莫如深，未成年人性教育始終處於“談性色變”的階段。

據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佈的《2019-2020年全國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57%的大學生從來沒有和父母談論過“性”，即使談論過，頻率也很低。

“我國的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知識教育而輕意識教育、重生理知識教育而輕社會知識教育、重性侵害預防教育而輕被害報告教育、重對未成年人的教育而輕對其家長的教育等問題。”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法律系講師王力達表示。

“很多家長抗拒學校開展性教育，擔心孩子們一開始不知道，學了之後更好奇了，導致不專注主課學習。”上海某中學教師王豔（化名）告訴記者，學校方面一直在推進性教育，但步子邁不大，“其實已經有很正式的性教育課件，但是內容比較書面化，與實際很不相符，效果不好。”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相關部門開展的法治課有一部分內容會專門教授孩子們如何保護自己的隱私部位，但僅侷限於指一指書本或者身體的模糊位置，並未形成體系。

作爲孩子學習模仿的第一對象，很多父母同樣對性“難以啓齒”。“和孩子講這些太尷尬了”……不少受訪家長向記者表示。不僅如此，有的父母對於孩子受到性侵害，甚至故意避而不談，認爲孩子遭受性侵害是“不宜聲張的家醜”。

“當孩子們發現自己可能被侵害時，會在第一時間告訴父母嗎？”“告訴父母后，他們是什麼反應呢？會快速處理並安慰孩子嗎？”記者得到的回應大多是否定的。

在多起案件中，司法社工肖惠文還發現，很多父母不願給孩子做心理疏導，想讓孩子用“遺忘”來療愈性侵害創傷。“面對孩子遭受的性侵害，不少家長沒有選擇安慰和疏導，反而歸因於‘孩子穿着暴露’‘心思都在談戀愛不學習上’。”

“沒有接受正確的性教育，孩子們就不會明白自尊自愛的重要性，在未來的兩性關係中容易將自己置於‘性剝削’的下位者。”王永茜說。

此外，一些網絡短視頻中的色情暴力內容，也在扭曲着未成年人的性認知。記者在多個視頻平臺搜索發現，“一妻多夫”“人獸戀愛”等設定屢見不鮮。有的短劇中包含大量突出成人身體特徵的“擦邊”畫面以及色情隱喻，低俗詞彙也頻繁出現在劇情對白中。

“一開始以爲在看動畫片，結果聽到‘圓房’‘寵幸’之類的詞，真是嚇到了。”廣西南寧一名5歲孩子的家長向記者反映，暑期，孩子在家“刷視頻”時間增加，她查看瀏覽記錄後發現，孩子刷到了一些看似是動畫片但內容非常“成人化”的視頻。

“很多平臺對軟色情內容把關不嚴，或者對未成年人身份識別不準，充滿性挑逗、性暗示的內容容易誤導未成年人的倫理觀。”袁雪娣表示。

做好源頭防範

“互聯網平臺必須對未成年人用戶承擔起更高的監督管理義務。”王永茜提出。

針對小薇案中暴露出的某社交App存在的風險隱患，上海市黃浦區檢察院聯合多部門開展專項治理，要求相關平臺建立全流程審覈機制，及時阻斷可疑行爲。

除此之外，將隔空猥褻的苗頭扼殺在事前，培養未成年人的性保護意識至關重要。

“必須要提醒未成年人，性行爲伴隨着性風險，這個風險可能是身體傷害，也可能是人格侵害；性權利伴隨着性責任，這個責任可能是生育責任，也可能是違法責任；性行爲既是個人事項，也關係公共利益，未成年人既要接受國家立法的保護，也要遵守社會的公序良俗。”王永茜指出，學校和家庭要做好對孩子的引導和教育，幫助未成年人學會識別、判斷和應對潛在的性侵害風險。“要引導孩子正確識別什麼是正當的身體接觸，並鼓勵孩子勇於說‘不’，一旦他人主動聊起敏感的兩性話題或者使用具有性挑逗意味的語言，要立刻終止談話。同時，學會保留證據，衣物、禮物、網絡聊天記錄等均可作爲證據。”

來源：檢察日報·法治新聞版

記者：何慧敏

見習記者：王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