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和同事聊天計劃去海南過年，當時誰也沒用手機搜索。但兩個小時後，我的社交平臺首頁就出現了海南旅遊的相關推送。”近日，來自北京的王婉女士向記者講述了自己“聊天被偷聽”的經歷。不少人在使用手機等智能產品時，都有類似的感受。許多網友在社交平臺反映，剛和朋友聊起某事，相關廣告或內容推送很快就會出現在各類App中，“懷疑手機在‘偷聽’，但又找不到證據”。

“真實情況更復雜。”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告訴記者，如今，數據採集早已超越簡單的麥克風監聽，而是通過位置信息、瀏覽記錄、點贊評論、停留時長，甚至輸入習慣等多維度進行。

人工智能的加入讓數據採集更迅速、更精準，生成式AI的出現，更是讓數據挖掘能力躍升到新層級。“以前採集數據後分析成本高，現在AI讓數據的利用率大幅提升。”項立剛舉例說，關鍵詞提取和語義分析技術可以“在零點幾秒內完成語音分析”，快速從日常對話中挖掘商業價值。

在這一過程中，App收集個人信息、使用麥克風錄音等權限十分普遍。爲了規範數據採集，工信部發布的《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最小必要評估規範》明令禁止過度索權，但執行中仍有漏洞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盧家銀表示，應用程序常常利用用戶“一鍵授權”的被動操作，將非核心權限與使用功能捆綁。記者調查發現，一些社交軟件存在異常權限請求，例如要求“始終訪問攝像頭”或“讀取通信錄”，而這些功能與其核心服務並無必要關聯。

“這些權限被授予後，存在多重超出預期的濫用風險。”盧家銀說，例如，通信錄權限可以被用來提取好友信息，構建社交關係畫像，甚至倒賣形成黑灰產數據鏈；麥克風權限雖極少被用來實時錄音，但可能會採集環境音做場景分析；更關鍵的是多權限聯動，會形成完整用戶畫像，不僅會帶來大量的信息“精準推送”，讓人產生被“偷聽”的感覺，還可能引發騷擾電話、電信詐騙等安全問題。

談及監管現狀，項立剛表示，目前，監管相對滯後於商業創新，法規制定速度難以跟上商業創新。尤其是生成式AI等新技術催生的新型數據濫用問題，很大程度上依賴用戶舉報與事後追責。“這是一場長期的‘貓鼠遊戲’。加之非法平臺不斷變換馬甲逃避打擊，給監管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項立剛說。

面對手機“監聽”，普通用戶該如何自處？專家給出4點操作建議：首先應進行精細化權限管理，在手機系統設置中關閉非必要App的麥克風、通信錄、位置等權限，儘量保留“僅在使用時允許”；其次是在各App內部設置中，主動關閉“個性化廣告”或“個性化推薦”選項，並在系統層面關閉跨應用跟蹤功能；再次是保持授權警惕，註冊登錄時避免隨意授權手機號與通訊錄，可優先選用遊客或匿名身份；最後是定期清理使用痕跡，包括刪除搜索與瀏覽記錄、重置廣告標識符，並開啓騷擾電話攔截功能。

項立剛強調，解決隱私泄露問題不能單靠任何一方，必須建立三方協作機制：“企業要建立透明化數據使用規則，承擔社會責任；政府需強化動態監管，推動個人信息保護法有效落地；用戶則應提升數字素養，在便利與安全間尋找最優解。”

“我們既不能因噎廢食放棄科技紅利，也不能放任數據霸權。”項立剛表示，隱私保護的本質，是一場關於信任的重建。這場博弈沒有絕對的贏家，只有不斷平衡、再平衡。

來源：工人日報、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