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認定爲梅毒，30歲的程先生不淡定了，之後反覆就醫，無法釋懷。

隨着人工智能（AI）深入醫療健康領域，這樣的生活場景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普通人面臨着如何與AI“共診”的新課題。當AI與醫生的判斷出現分歧時，患者該如何抉擇？面對患者手持AI藥方要求照單開藥的場景，醫生又該如何回應？當智能穿戴設備不斷提示健康風險時，這些數據該怎樣理性看待？

AI輔助醫療

是神助手還是豬隊友

去年中旬，浙江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主治醫師章瑋就開始接觸AI輔助病歷書寫，她的體驗感挺不錯：“它能解放醫生的時間，一份大病歷能減少十幾二十分鐘，通過語音輸入、影像輸入、外院資料如出院小結等方式上傳，形成一份標準的病歷初稿，其中的專業術語可能會更加規範。”

浙江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消化內科醫生們最常用的是用AI對內鏡進行質量控制，該科主任、主任醫師陳凍伢介紹，通過胃腸鏡操作時的圖片用AI分析，基於基礎大數據能提高效率，及時發現病竈。

相較於醫生的專業版AI，普通人使用AI看病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感呢？

我們在小範圍內做了一份患者輔助醫療與患者決策的調查，結果顯示：77.78%的人對人工智能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有基本概念的瞭解，88.89%的人選擇使用AI問診工具是因爲常見小病，例如感冒咳嗽、輕微皮膚問題等，83.33%的人認爲AI在醫療診斷中的主要優勢是速度快、效率高，88.89%的人在使用後覺得診斷結論是一致的。

20多歲的小琴（化名）皮膚上起了紅疹，走進了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四醫院皮膚科主任、主任醫師劉倫飛診室。劉倫飛看了女孩的皮疹後，診斷爲玫瑰糠疹，“女孩說，這與之前AI給出的判斷一樣。”

劉倫飛告訴記者：“這樣我就節省了很多科普疾病的時間。”

但報道開頭提及的程先生卻讓他頭疼。“我看了後認爲就只是普通的皮膚問題，但他執拗地告訴我，AI判斷是梅毒類疾病。”

爲了打消程先生的疑慮，醫生只得開具梅毒和艾滋病檢查單，結果證實只是普通皮膚病。對這個結果，程先生保持懷疑，爲此，他又跑到杭州一家三甲醫院去就診，診斷結果和劉倫飛的相同。

“即便痊癒後，他還是將信將疑。”劉倫飛了解到，程先生在使用AI時，描述了皮膚狀態的同時還拍下患處照片，大概是“有圖有真相”，讓他對AI的判斷深信不疑。

不僅是AI問診，隨着各種智能設備在健康領域的應用，智能手環、手錶日益普及，心率、血氧、睡眠監測等功能受到青睞，像程先生這樣，因爲健康數據帶來的焦慮，並不少見。

劉倫飛分享了一次親身經歷。他在飛機上用某品牌的智能手錶測血壓，每次都顯示高血壓，但在醫院測量時卻正常。“我不確定是測試不準確，還是在高空，血壓真的高了。”

當診斷出現分歧時

該聽AI還是聽醫生

當AI與醫生的診斷不一致時，患者心裏難免會打個問號：我該信誰？

對於血壓偏差，劉倫飛更信任醫院設備的檢測結果，“因爲醫院設備每年都由權威計量部門進行嚴格校準。”

此前，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的新聞發佈會上，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主任醫師吳航明確表示，穿戴類產品主要用於日常自行監測，“不能作爲疾病診斷和治療的依據”。以睡眠監測手環爲例，它通過身體運動、血氧和心率來推測睡眠狀態，反映深睡、淺睡的大致趨勢。“但由於環境、佩戴方式、傳感器精度等限制，無法達到專業設備水平。僅因監測數值不理想就自我診斷睡眠障礙，太過武斷。”

劉倫飛也耐心向程先生解釋爲何醫生的判斷和AI的回答有異：患者使用AI問診時往往不夠專業。“例如輸入‘生殖器部位的水泡’，AI可能直接判斷爲生殖器皰疹。但我們會綜合判斷皰疹是否單側、是否易復發等多重特徵。提供信息的片面性容易將患者帶偏。”

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省新華醫院）中醫藥發展辦公室主任陳濱海博士認爲，醫生的經驗更靈活、更實際、更具有針對性，“尤其是中醫師，我認爲更應該相信經驗豐富的中醫師的診治方案。”

日常門診中，陳濱海也遇到過患者拿着AI或者短視頻科普的方子，要求他照此開方，“我大部分時候都會委婉拒絕，因爲我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患者的整體病情，除非我也十分認同AI的方案。大數據有的時候也有比較好的根據，比較周到全面，能補充我們腦力的不足。所以對於醫生也好對老百姓也好，目前階段還是要理性甄別，擇優認同。”

潮新聞·錢報健康小站、杭州市靈隱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務科主治醫師朱成武說：“醫學說到底是一門關乎人的學科，核心是看人，而人本身就有個性化和特殊性。”

他舉例，有位90多歲的老人身患多種健康問題，家屬更希望採取保守治療，讓老人過得“快樂些”，這和AI依據診療指南給出的規範治療建議，可能沒法完全契合。“從人性關懷來講，疾病治療過程需要尊重患者和家屬的意願。”

他打了個通俗的比方：“AI就像汽車的智能駕駛，是醫生的好幫手，能幫着減輕醫療工作的負擔、提升診療效率，可不能完全依賴它，醫療的‘方向盤’終究得握在醫生自己手裏。另外，AI在歸納整理過往的醫療經驗、沉澱已有知識方面，有着巨大優勢。但醫學的進步，往往始於當下那些看似‘不規範’‘超範圍’的嘗試——正是這些突破現有框架的探索，在不斷拓展醫療技術的邊界，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

人機協作

可能是未來醫患間的新路徑

AI的介入正在悄然改變醫患關係，一方面，它爲患者提供了更多信息渠道，增強了參與感；另一方面，也對醫生的溝通能力和專業權威提出了新挑戰。

“我們也會用AI爲疑難病例診療的方向查漏補缺，然後據此查找文獻。但它不能作爲最終診斷。我們依據的是醫學知識，而非用AI來判斷。”劉倫飛表示。

陳凍伢認爲，未來人工智能發展更成熟後，國家需要對醫學AI進行監管，確保其在合理範圍內使用。“同時，它的發展也敦促醫生的知識儲備等要與時俱進。”

對於那些拿着AI生成的藥方、要求醫生照單開藥的患者，朱成武認爲，醫生得更有耐心、更細緻地做好解釋工作：“要跟患者說清楚，爲何AI給的方案適合他，或者爲啥不適合他。醫學不只是冷冰冰的科學，還藏着人文關懷的溫度，得綜合考慮患者的生理狀況、心理狀態、社會環境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才能給出合適的診療建議。”

在我們的小調查中，所有人都表示，當AI結論和醫生診斷出現分歧時，更相信醫生的專業判斷。大多數人認爲，AI存在無法進行實際檢查、責任界定困難、數據隱私安全風險的問題，對於未來AI輔助診療，大多數人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上海財經大學新聞與社會高等研究院經濟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範文認爲，在社會學意義上，AI輔助手段挑戰了傳統醫患之間的信任關係和專業關係，這兩種關係中存在的潛在衝突長期存在，AI輔助手段會讓衝突進一步浮出水面。病患有了更多選擇，且這種選擇披上了近年來被過度神化的AI外衣，醫生的權威地位受到挑戰，受到衝擊最大的一定是對專業水準要求不高的常見病診療領域。但需要知道，AI本身的使用成效，高度依賴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和自身判斷，醫生和患者共同運用AI工具時，仍存在不可磨滅的知識和信息鴻溝，信任關係和專業關係不會被顛覆。本質上治癒疾病是醫患共同追求的最終目標，因此二者在面對AI工具時，只會降低行業魅力，不會削弱醫生和醫療機構的價值。

潮新聞記者 孫燕